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系统的文化类型,还是作为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裂变的主体,都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守古到革新,由物质到精神的变迁过程。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呼唤,有关传统文化优劣的探讨,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重要课题。或许是由于“五四’反传统思潮对封建主义较彻底的批判,或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那种反传统文化思潮的极端化,国人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总是存在着两种绝然相悖的思想倾向:对传统文化或视之为封建糟粕,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必欲剿尽灭绝;或看作中华民族的精华,尽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可资借鉴的瑰宝,应该全盘继承。两种思想倾向代表两种片面的观点。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团漆黑,贬得一钱不值的结果,只能阻断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导致精神无所依归,民族精神萎缩,从而产生出民族虚无主义;把自己的民族看得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结果只能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必然导致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形成狭隘民族主义,影响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与研究中,人们或许早就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殊不知它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影响一: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明清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不仅反映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官制度经过不断调整而日臻完善,而且它也为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官制度的经验流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曾在元朝担任官职达17年之久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谙熟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中国文物之昌明的精彩描述,拓展了西方人的视野。明朝时期曾飘洋过海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在中国28年,长期的中国生活,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日趋了解,并深深敬佩,在他与国外友人的通信和自己那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宣传,无不折射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钦慕的思想。 科举制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葡萄牙传教士科鲁兹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对以科举之法选拨官员备加称颂;另一修士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在他那《伟大的中国》一书中,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做过详细的介绍。此后,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在1570--1870年的300年间竟达70种之多[1]。尤其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表现“机会均等”的科举制度,使西方人为之心悦诚服,并希望本国政府能仿效实行。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在美国波士顿曾给东方学会做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发表有关文章,对中国通过考试取士的制度备加称赞。探索官员的录用方法,一直是西方主要国家的重要课题,美国罗得岛州议员托马斯·詹科斯在1868年5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书中,曾专门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做了论述,引起美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们的广泛兴趣。1870年,史彼尔(w·spear)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还对中国的文官制度作出积极的评价。 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应看到“西学东渐”,也应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尽管近代中国的改革家谭嗣同“西法皆源于中国”,中国“效法之”则是“收回所固有而复古”的观点有些偏颇,但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度等等的确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精华。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中山的这种概括,从一个方面透彻地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西方现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影响二:中国古代的文、史、地等领域的成就,令西方人所饮佩。 1.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汉唐时代的辉煌业绩,至今仍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当传教士的足迹踏进中国的国土之时,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成为交流的一大障碍。被人们称之“西来孔子”的传教士柏应理为扫除这一障碍,扩大交流,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回欧洲后,编出了《中国年表》、《汉语初步》、《中国辞汇》等工具书,这些书至今还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中。此外,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一书,对中国语言的性质及其构造,进行了论述,书中列举了12000多条汉语例句,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方面最早的专著。康熙时的教士白晋、乾隆时的教士钱德明,都先后著有《中法词典》、《满法词典》、《满洲语文典》等等。这些由教士编写的字典、词典,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把语言上的钥匙。 传教士所付出的努力,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一些专攻中国学的汉学家在英、法、德、意出现,他们将中国的经典、碑刻、历史等介绍给本国。1589年法兰克福出版了《强大中华王国新志》,1663年奥士堡出版了《中华经典铨译》,1672年由米勒搜集的《中国的刻碑》、1678年基尔谢的《中国历史》和1697年莱比尼的《中国新志》都相继付梓。这一部部著作在西方的问世,反映了西方人急于了解中国的渴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些研究汉学的机构在西方应运而生,一些研究汉学的专家也各显其才。17世纪著名的德国东方问题专家穆勒(1630--1694)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订误》、《1685年之中国范本》等,堪称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法国皇家学院教授戴倍洛所撰写的《东方文库》成为法国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戴倍洛曾受首相科尔贝蒂(Colbert)的邀请,就东方学术的研究草拟计划,奏陈国王。科尔贝蒂还鼓励学者们研究中国语文,他对东方学如此重视,含有他的一片用心:通过这种研究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以促进商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