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是我近来着重思考的若干课题中的一部分。较之其他任何方式，文化思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更善于进行时空上的整体把握。正如当我们置身于一千多年前已经人烟全无的新疆古城的遗迹时，其间巨大的震撼必然促使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命运作出追索与探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少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论证自身的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城市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国在文化上所面临的时代性的重大命题。 有的学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运动与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这样的观点确不乏其合理性。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浓度的汇聚地，以此来构建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存在的历史并不算短，但长期以来城市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于政治性机构，致使政治文化以强悍态势取代淹没了独立的城市文明。在中国历来稀薄的城市文明中，直至晚清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龚自珍之类具有城市意识的文化思想家。这样的情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城市文明即达到的繁荣显出相当大的差异。翻阅整部中国古典诗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基本意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农村，诸如：竹篱、茅舍、落日等等。尽管这些意象的创造者们本身有许多就生活在城市中，但他们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城市的文化信号，甚至以一种“客居”的心态来对待城市生活，颇有“都市里的村庄”的寂寥。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城市文明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在吟诗人看来，不养蚕的城里人穿上丝绸是一种理当受到指责的现象。由此推断，其认为是合理的逻辑便只能是“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殊不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恰是城市在高浓度聚合下所允许也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分工的反映。只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村经济文化思维判断，它确实是不可理解甚至令人愤憾的。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人还信奉着这样一个信条：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谓“吃闲饭”，其基本内涵就是一切与种地没有关系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由于对城市文明长期严重隔膜所因袭下来的沉重的历史背负。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城市的存在是令人厌弃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走向新时代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却恰是快速建立起现代化的桥头堡--都市文明。对于一个长期对城市文明怀有强烈陌生感的民族而言，我们无论如何还存在呼唤都市文明、捍卫都市文明的必要性。在此我们不妨对中国都市文明艰难的建立过程及其盛衰更替作一番体味。勿庸讳言，中国都市文明在一片陌生中起步时，它最初的开拓是凭借外部力量而得以完成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都市是广州。从第一个外国商团踏上这片土地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向海外开放的唯一渠道。开放培育了广州人外向型的意识观念。但是，这样的开放毕竟只是封建国家体系所容纳允许的一个开口，一旦麻烦的事情发生时，“开放”便迅速向另一面转化。于是，广州不幸成为鸦片战争的战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个城市所不能承担的重负。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已无法继续在民族情绪激烈的广州存身，急须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寻觅开辟一个新的立足点。在英国人看来，毫无具备对抗前提的上海正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目标。短短几年之内，上海的租界面积达到广州的147倍，整个国际资本的投入致使上海迅速而无可置疑地取代了广州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第一次以欧洲文明占据主导力量的城市，上海开始担负起传播城市文化的使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城市文明有一个特定的接受过程。正如唐振常先生所言，城市文化本来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事物。但是要求对其相当陌生的人们直接作出这种精神上的认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较合理的途径即是通过物质形态（或称硬件形态）的城市文明来沟通精神形态上的城市文明，并推动其确立。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路灯、煤气等硬件设施的使用开始在市民意识中培育原先自给自足经济中所少有的“公共”概念。随着公共概念的深入，第一座公园顺理成章地出现，标志着“公共空间”意识开始向延续上千年的私家园林的传统突进。系列公共规则也在多种力量的制约下推行开来。上海在城市文明的确立过程中开始构建国际化都市的框架。 当二十一世纪距离我们咫尺之遥时，国际范围内几乎一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下一个世纪的文化争论极有可能将最终归结到城市文明的争论上，文化将被视作城市魅力最集中的发散点而受到强有力的关注。我在新加坡讲学时，曾有人热情地请我预言，新加坡能否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我坦言，这样的可能绝对不存在，新加坡至多只有可能成为世界一个文化的码头和枢纽，因为至今为止，新加坡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仍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飘流到此地的一段历史。不仅新加坡，即使东京目前也未被人们公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这表明，文化建设的难度着实不亚于创造若干个经济奇迹。由此亦可推及世界上有不少富裕的地方，却并不被人们特别关注，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亦无足轻重的根源。对此，李光耀的自省是很值得思索的。这位新加坡前总理在离职前，特地对自己执政二十五年以来的政绩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为二十五年前贫困的渔民后代今天所建立的足以同世界富豪相媲美的家庭感到由衷地自豪。然而，随着视察的深入，李光耀的目光逐渐严峻起来，因为在他所到过的那些应有尽有的家庭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只普通的书架。敏锐的判断力使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奇迹产生了质疑，他以此通过电视讲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新加坡国民。李光耀的忧虑中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当前，增强自己城市的文化含量已经成为所有有识之士热切希望的目标。许多人在进行文化自省的同时，正在着力争取在下一个世纪的城市文化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应当说，新加坡和香港在文化上的尴尬，对于上海也同样存在。这主要是因为非城市化运动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强悍的干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上海至吴淞口的铁路，由于被老百姓认为破坏了祖宗的坟地，加之官方的暧昧态度，最终导致了拆除的命运。这种消减性的力量以后还在不断发生作用，直至到了新时期时我们还必须面对重建都市文明的历史命题。当上海着力于重建失落的都市文明时，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鲜明的事实就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都市的悄然崛起。尽管人们时常不屑一顾地将深圳列入“文化沙漠”的行列中，但实际的状况却是：由于较早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中国目前的文科博士中已经有四分之一学术水平高，年龄层次相当的学者汇聚到了深圳，理工科博士的比例估计还要更高一些。这种不可小觑的人才结构状况决定了深圳已经具备了产生各种学术流派的可能性，而这样的优势恰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所难以比拟的。从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城市广州与上海的盛衰更替中，我们深刻地体味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潮起潮落终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城市文明的建立确实相当艰难，而决定它的条件和因素也极其复杂多样。因此，我们还很难论断究竟哪些城市将在未来的文化走向上处于有利的领先地位。当然，无论都市文化的研究如何复杂斑驳，我认为在现实意义上，至少可以确立三个标准，以此作为我们考察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基本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