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祖国。中国的小学教科书里就有白求恩大夫的事迹。所以，12亿中国人民都尊重他，也尊重他的祖国加拿大。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间，任何一位加拿大人，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他说“我是加拿大人”，就会受到特别热情的欢迎，特别亲切地接待。 这些年来，加拿大政府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政府一道攻击中国，有损加拿大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1996年4月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加拿大再一次投下了反华的票，给中国人民留下很坏的印象。今天，加拿大人到中国各地旅游，很难再受到过去那样特别热情、特别亲切的欢迎。这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做法造成的。我希望加拿大学者和我们一起来努力，改善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重新恢复加拿大在中国人民中的良好形象。 我读了加拿大学者提交给本次讨论会的论文，基本上是友好的，善意的，力图反映或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很高兴，加拿大的学者毕竟是白求恩大夫的同胞！ Paltiel先生的论文《决定中国人权观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使我深受感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的著作，特别是那部《尚书》，当代的许多中国人都读不懂，而Paltiel先生竟然作了深入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概括和解释，令人敬佩。 我想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 Paltiel先生的文章，多次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作对比，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称赞西方传统文化。可是他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当代，跨度是2400年；而他讲的西方文化传统，则从文艺复兴开始，甚至从美国《独立宣言》开始，时间跨度不超过600年。这样来对比，未免不大相称。 欧洲经历过长达一千多年的，由基督教统治的、愚昧黑暗的中世纪。那是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科学的一千年。中世纪的欧洲，与达赖喇嘛统治的西藏非常相象。 要谈西方文化传统，就不应该回避那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是与政教合一、什一税、初夜权、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火烧布鲁诺、火烧“圣女贞德”（法语叫“冉·达克”）相联系的。 “异教徒”这个词，是欧洲用来骂人的词。在欧洲人看来，谁不信奉基督教，谁就是坏蛋。中国的汉语里，从来没有这个词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我之所以提“异教徒”这个词，因为在今天，在人权问题上，西方一些人又在用他们历史上对待“异教徒”的方式来对待亚洲国家。 Paltiel先生的论文中说：“中国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的人道主义思潮”。 这样的评价，不能说是客观的。 1919年前后中国发生的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思想解放、人权觉醒”的运动。 从1915年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20年间，中国的先进分子向中国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文艺家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宣传这些新思想。西方人经过四五百年时间才完成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人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 不过，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都受到高喊“人权”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和欺凌。所以，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人权观，与西方国家的人权观有很大不同。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国家每次侵略中国都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屠杀了中国的人民，还要中国赔款。西方认为这是向中国输送“西方现代文明”；我们认为这叫殖民主义，是“大规模侵犯人权”。 在上海，西方国家在他们占领的租界建造的外滩公园和法国公园门口，长期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西方认为这是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我们认为这是“践踏人权”，违反天理良心。 谈论西方文化传统，不应该回避大约二百年的侵略历史和殖民主义理论。 纵观欧洲历史，争人权就是反对特权，争取平等。在中世纪欧洲，享有特权的是教士、国王、封建贵族。争人权就是取消他们的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中世纪欧洲不同。在旧中国，享有特权的是西方国家。西方人（包括加拿大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西方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三等公民”。 因此，中国人民反特权、争人权，首先是反对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取得国家的独立权。孙中山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Paltiel先生和其他先生都提到“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权”问题，提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我们强调“国家主权”？因为不取得国家独立，中国人民就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 为什么我们强调“团结”，强调“有权利就有义务”，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因为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人民像一盘散沙那样不团结，中国人民就会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独立之后，如果不团结，就不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建成富裕强盛的中国。 我希望加拿大学者理解中国人民的心情，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