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人类中心论”——环境问题的终级思考 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又译“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已成为当今世界理论热点，而此热点的形成首先不是出于书斋中的纯理论兴趣。随着近现代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因此而得到越来越大的满足，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欲望的满足却又进一步刺激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推动着人类去无限度地开发耗费自然资源，因而工业化进程的负面效应——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随之不断暴露出来：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警钟四起。人类迫于维护自身现实利益而不得不反思和克制对现实利益的肆意追求。90年代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计划和措施，但这些计划以及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团体及绿色和平组织的奔走呼吁，大都局限在人类出于维护现实既得利益而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限度问题上。而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则直接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问题：人类应从根本上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自然，人类和自然之间是否存在着伦理关系，人类是否对自然负有伦理责任，人类有无权力去无限度地盘剥自然，人类的物质欲望本身是否应该接受反思和批判。更进一步，它要求人们跳出人的立场反问人类在地球上的几百万年生活历程究竟对整个地球有什么价值，人类究竟是绿色地球的生命卫士呢，还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恶性膨胀的肿瘤？ 这些问题确实有些耸人听闻，对于这些超越人的认识和价值评判体系的终极问题很难明确地给出一个是与非的答案。但“人类中心论”批判者的旨意，是要求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本身持反思态度，而不是将人类的物质欲望和感性冲动接受为一个不可反思的前提而听任其盲目地主宰人类的活动，至少就这一点是人类作为有理性者超越动物本能的进步表现。 “人类中心论”最初确实是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本能的表现，它直接发端于生物体的自组织性与其维护自身及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本能。“人类中心论”是人类在维护自身利益，改造对象世界利用厚生的长期实践活动中自发持有的一种态度。它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勿宁说是在其被反思和批判过程中才逐渐自我澄清和系统化的。人类中心论的基本含义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人的价值和利益去评判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论执于人而疏于自然，认为主体相对于客体，人类相对于自然拥有绝对逻辑上的先在和价值上的优先地位，在人类中心论看来，非我的对象世界自身毫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它仅在为满足人类感官欲望中为人类提供物质材料而获得存在的价值，人类中心论从未重视至少是忽略了自然世界是与人类在本体论上平等的生存伙伴甚至是先于人类存在而孕育和哺养了人类的母亲，人类中心论将自然世界作为一个实用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审美对象看待。总之，人类中心论评价人类比其它自然物有更高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因此人类中心论被许多学者指责为生态唯意志论和人类沙文主义。[1] 人类中心论的弊端及其在社会实践中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人们要批评和超越人类中心论，却几乎同时陷入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窘境，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人类中心论不可超越，并基于此转而对人类中心论进行辩护。 超越人类中心论首先要求人跳出作为认识主体及价值评判主体的处境而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进行公开的评价。从西方哲学，特别是从主体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迦达默尔明确指出，认识主体无法跳出自身的特殊处境去进行评判，认识主体出于自身利益和所处的传统而执有的成见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要超越人类中心论除了这种纯认识论上的困境外，人类还面临着是否能彻底地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困难，即是否能将“推恩”的原则无限贯彻下去。人是否能将己之情一丝不漏地推于他人，如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继而将此情推之于动物，把人道主义扩充为兽道主义，再将之推到自然无生命之物。如释氏之同情心及于鸟兽，不忍食其肉，但五谷却是可食的。梁漱溟先生亦认为爱人爱物这个道理推下去，由墨子兼爱到基督博爱再推到佛教慈悲不杀，再推下去不仅不能杀动物连植物一草一木也不能损坏，此路怎么行得通？[2]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尚认为“推恩”是有限度的，执于自我，以主释客的西方哲学推己及物，物我合一更是天方夜潭。从西方哲学的立场出发，人类中心论确实是无法超越的。 二、“人类中心论”——西方文化的困境 西方文化从整体上来看，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隐藏贯穿着自我中心论。当然，人类中心论主题，直到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它才以主体主义哲学的形式明显地表露出来。 古希腊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根基却恰恰在人的理性内部。在古希腊哲人那里，真实的东西是符合人的理性的，由人的理性赋予其合理性的东西。柏拉图以其游离于物外的“理念”世界而为西方文化制定了一个与流变的经验世界相分离，其自身不流变因而可以赋予流变经验物以不变本质的超验图式。此图式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阿基米德点。怀特海由此声称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在为柏拉图作注。柏拉图这个超验图式经笛卡尔和康德更加明晰地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固有的逻辑框架。而且问题还在于这个理念图式的逻辑框架不满足于独立于外物，它进一步在康德那里表现为：“知性为世界立法。”在费希特那里表现为“自我创造非我。”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通过实践而使自然人化，在胡塞尔那里则是先验意识意向性构造世界。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倡导“本体论的平等”主张，认为任何一种存在价值上都毫不优越于另一种存在。而是柏拉图到胡塞尔的正统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近现代主体主义哲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根基，由这一真实可靠的主体自我出发向外，无论是凭借经验还是理性，或是直觉，真实可靠地确立非我外部世界的努力一直未能成功，康德把这种哲学的唯我论窘境称之为人类理性的耻辱。美国现代哲学家佩里提出“自我中心化的困境”理论，指出自我中心主义，唯物论仅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而不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但也仍然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即无认识论根据的本体论从何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