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转轨时期道德滑坡的经济诠释与文化反思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跨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冲破若干传统束缚，“摸着石头”走过第一段不平坦的河道后，又面对着新的困惑：在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的低下与道德的稳定同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勃勃的经济活力却与道德滑坡共生。伴随经济的较快发展，非道德行为和现象日益增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拜金主义滋长。一切行为均基于货币的衡量，一切向钱看，“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最终酿造出一种滋生厚颜无耻且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的致富思维。二是躲避崇高流行。在不少人那里，媚俗成为一种时尚，他们躲避崇高就如同躲避瘟疫，精神生活平庸化，丧失了对美好信念和理想的起码追求，而以无信仰为荣。三是看客心态蔓延。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处世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残害群众的暴力，逃避者有之，沉默者有之，旁观者有之，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也多如沉默的羔羊。四是不吃亏箴言传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人白不骗人等等不吃亏箴言，为相当多的逐利者所津津乐道和奉行。五是假冒伪劣泛滥。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精明”意识的驱使，假冒伪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六是腐败行为衍生。一些人在权钱交易中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败的泥沼。等等。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毛泽东，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