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沃尔特·克莱门斯近日在题为“不同的文明有利益冲突但可以合作”（原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中认为：文明冲突并非国际事务首要因素。 他说，我们被告知，21世纪不会出现全球统一的文明。西方将与其他文明相对抗——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中国、正统派基督教和其他文明，它们的价值观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大不一样。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麻烦远不只是武器和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他们的根子在于价值观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不大可能消失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但作者认为，享廷顿也许夸大了。文化影响可能歪曲我们的看法，加剧我们的不和，但是这个世纪的大冲突都不是文明冲突引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意大利、德国、日本）尽管有不同的传统，但仍能合作。后来希特勒袭击苏联，英国首相丘吉尔没有问斯大林是不是正教徒或者甚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人，立刻向莫斯科建议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后来的冷战与不同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那是霸权之争——苏俄帝国与西方的斗争。在一段时间，莫斯科的营垒里有中国和其他不信奉正教的国家，而华盛顿的伙伴包括许多不属于西方的社会。 从1945年以来发生的战争多数是属于同一种文明——朝鲜、越南、柬埔寨、索马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不同派别发动的。 没有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伊拉克领导人声称是逊尼派，而伊朗领导人则是什叶派。不管怎样，他们的水路之争远远超过神学之争。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有希望明智地从自我利益考虑。文明之间的裂缝比之国际事务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只是第二位的或者第三位的。现在同以往一样，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是以设想的利益为基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和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和有利的事，尽管一些个人和团体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些现实。 文化在演变。近几十年来，民主价值观在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台湾和另一些离新教信奉的个人主义甚远的国家和地区扎根，而这种个人主义被亨廷顿视为西方方式的基石。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认为“西方和东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消除冲突的可能，采取互利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