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重要人物。《尚书》中的《洪范》不是伪作，而是箕子的作品。它既是商及商以前政治经验的总结，又是周及周以后政治哲学的基础。其中对五行、王道、天人关系的论述，对后代影响深远。《周易》爻辞唯一明确提到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箕子的《麦秀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箕子对朝鲜半岛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关键词：箕子 书易诗 洪范 五行 王道 天人感应 朝鲜 青铜时代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和文化史的学者，研究中外文化关系的学者，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这个人物，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有思想和作品传世的人，堪称“中国第一子”。他便是殷末周初的箕子。试初步评价于下。 一、箕子的生平与文化地位 箕子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尚书》与《周易》之中，《论语》、《孟子》、《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也都用赞叹的笔调提到这位殷商贤人。《史记》中的《宋微子世家》、《周本纪》、《朝鲜列传》，《汉书》中的《地理志》，《后汉书》的《东夷列传》，还有高丽王朝的《三国遗事》和朝鲜李氏王朝的《朝鲜史略》等都介绍了这位人物的事迹。 箕子，名胥馀，是商纣王的同族伯叔辈。孔子称箕子、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因宋微子是纣的庶兄，故有人混淆起来，认为箕子也是纣的庶兄。 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已对此作了辨析：“《商书》：箕子呼微子为王子，则箕子非子矣；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则庶子为诸父矣。庶兄之解，殊非事实。”箕是胥馀的封国。据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考证，箕人，本为炎帝之后，最初立国于陕西勉县境内的箕山一带，后来东迁山西平陆县的箕山一带，再南迁河南济源县的箕山与登封县的箕山一带。商王武丁征服箕人之后。封其子为箕国诸侯，箕子便是箕侯的后代。武丁至纣，已传国八代，故《史记》说：“箕子者，纣之亲戚也。” 箕子是一位很富有政治预见的人物。《韩非子·喻老》记载说：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箕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商纣王刚愎自用，骄奢淫佚，箕子多次进谏，不仅意见未被采纳，而且被贬为奴。有人劝他离开殷商，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2]于是佯装疯狂离开国都，到箕山一带隐居起来。他有时弹琴来发抒自己内心的悲伤，后世的琴曲《箕子操》据说是他传下来的。[3]商纣王发现他是假装疯狂，便把他囚禁起来。不久，商纣又杀了王子比干，逼走庶兄微子启。于是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箕子出狱后，率领五千人到朝鲜立国，当时朝鲜在今辽东半岛及今朝鲜西北部一带，是东夷族居住的地区，而殷商与东夷本有密切关系，故箕子前往立国，并对微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4]两年之后，箕子前来朝见周武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作了《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诗歌以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箕子到达镐京之后，周武王隆重接待，并向他询问殷商灭亡的教训。箕子沉默不说话，武王了解到箕子不肯讲故国的坏话，觉得自己失了礼，于是转而询问天人关系。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治国的九条大法，便是著名的“洪范九畴”，保存在《尚书》这部古老的文献中。它对后代的政治哲学有深远影响。 《周易》这部古老著作，其卦爻辞唯一明确提及的历史人物，便是箕子。《周易》第36卦《明夷》六五爻辞说：“箕子之明夷，利贞。”其意为箕子因切谏被贬为奴，佯狂以晦明，后又被囚，但仍坚贞，守正道不变。爻辞以此象征杰出人物的艰难处境及应对措施。 《尚书》、《周易》、《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分别代表了史学、哲学与文学。其中，《尚书》、《周易》都给了箕子突出地位；虽然《诗经》无箕子作品，但箕子的《麦秀歌》，比《诗经》中的大多数篇什更为古老。他又开发朝鲜，为国际文化交流做了杰出贡献。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历史人物（不是传说人物），在文化领域有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箕子的“子”，过去都释为子爵，个人以为主要是尊称。“玄鸟生商”，商以鸟为图腾，以子为姓，故子为贵族的标志，后来衍变为尊称，又特指有学术造诣的德高望重的人。箕子的称呼，与春秋战国诸子有相通之处。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可称中国文化“第一子”。 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洪范》 箕子传世的作品主要是《洪范》。周书《洪范》是夏商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又奠定了周代政治哲学的基础。除伪古文各篇之外，周书各篇都是真实可靠的。但现代有些学者认为，《洪范》是战国时代五行家的著作。个人想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证《洪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并阐明它不是伪作。 1.《洪范》提出了朴素的五行观念，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洪范》原文是：“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个叙述是朴素的，五行不过是五种生活和生产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形态，但其中具有逻辑归类、辩证思维的哲学意蕴，启发了后代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到了西周末年，发展出了五行相杂构成万物的思想。《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的太史名叫史伯，他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到了春秋末叶，出现了五行相胜（克）的观念，如：“火胜金”（《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水胜火”《左传》哀公九年）。战国初期，又出现了五行相生的观念。《黑子·经下》指出：“五行无常胜，说在宜。”《墨子·贵义》将“东南西北”与“青赤白黑”相配，反映出五行相生的顺序。战国中期，邹衍提出“五德始终说”，对五行学说进行系统整理，并牵合到历史发展与王朝兴替上，使五行学说具有了神秘色彩。后来，五行学说渗透到了中国哲学、天文学、医学、方术乃至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影响异常巨大。总之，五行学说，滥觞于《洪范》，至战国中期发展为阴阳五行家。其发展轨迹由简至繁，合符事物发展逻辑。如果认为《洪范》是阴阳五行家的著作，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历史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