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看中西学术交流

      自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泛海东来以后，就以传播西学作为传教的手段来结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1582—1773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多达478人。而耶稣会士素以博学著称，他们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给中国，而且来到中国后，他们学汉语，写汉文，研究儒家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代文明。这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书籍不可胜数，仅明末就有7000到10000部书传到中国，有关中国的著述和中文书籍也不断传入欧洲，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译著了大量宗教和科学书籍，可以说，耶稣会士不愧为“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1]”，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可以说是明末清初近200年来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它全面搜集、介绍了明末清初（1584—约1758年）西方传教士在华著译之书，其收录范围，只录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而大量的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罗马梵谛冈图书馆的书稿和刻本，因条件所限，只将书目附录于后，以备参考。虽有诸多遗憾，但在国家多事，典籍散佚严重的近代，能将人们不太注意的西方传教士著译之书多方搜集，详加著录，编写成提要性书目，筚路蓝缕之功，可谓大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而有关西学传播的原始史料又极端匮乏之时，这部书就显得尤为珍贵。

      从书中录存的大量序跋中，我们能从中窥探当时人们的心态和思想；从著录的书目中，我们能了解当时西学传播的重点所在；从著译者传略中，我们能较全面地了解传播西学的人物和生平事迹；从附录的著译书名表中。我们大致可了解西学传播的年代顺序。可知什么时期是西学传播的高潮或低谷。从而可以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顺西学传播的轨迹。总之，认真研究这部著译提要，对我们研究中外图书交流史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大有裨益的。

      下面我们就以《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为基础，从著译图书的学科类型来分析西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

      明清耶稣会士著译图书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详情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以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肖一山《清代通史》，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及有关资料整理加工而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①耶稣会士当时著译的书籍，主要以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仪式及耶稣会活动的书籍为主，所占比例最大，占42.9%，还不包括一些零散的祷文等小册子。这也和来华传教士的宗旨、目的相一致。利玛窦曾经说过：“易于宣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用书籍宣传圣教，书籍可以在中国各处畅行无阻[2]。”同时，明清时中国国力还较为强盛，当时的西方殖民国家还没有力量来征服中国，所以他们更加懂得借助书籍传播来宣扬上帝的福音，他们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3]。”这也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大炮掩护下的传教活动有本质的区别。

      结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见《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附录），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著译书籍是宣传天主教基本知识的书籍，为了让中国的士大夫相信，天主教和儒家学说并没有矛盾，他们拚命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竭尽全力揉合天主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论述天主教的“合儒”、“补儒”、“超儒”，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为其创始之作。之后艾儒略的《三山论学记》、汤若望的《主制群征》，无一不体现了这种天儒合一的思想。尔后“有许多辟邪崇正之书”[4]。如《畸人十篇》、《辨学遗牍》等书。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一些浅显易懂的旨在介绍天主教知识、仪式等方面的小册子已不能满足需要，就有《七克》、《修成神务》等提高天主教修养的书籍出现，而圣经、圣传为教徒必学之书、必学之人，所以有译述，且版本众多。到清初禁教以后，传教事业日益没落，教徒中“信教之摇动，间或有背教者，西士为助勉冷淡教友之热心，或劝亡羊之归栈，亦著有此类之书籍，如《莫居凶恶劝》、《策怠警喻》等等[5]”。从传教士著译宗教书籍的顺序来看，大致可窥天主教在华传教之一斑。

      ②明末清初的西学之风，基本上未超出传统科学的学科范围，集中在天文、数学、地理学上，特别是天文数学方面的著作，高达89种，占总数的23.5%。其原因有二：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即重视历算之学，不仅因历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皇权受命于天，颁布历法被看着是皇权的统治象征，所以观天象知人事就成为皇家天文机构的职责和专利。明代严禁民间私测天象，但不禁研习历法，清代取消禁令，康熙更是鼓励民间研习，因而历算之学大盛。加上明清两代改历的需要，中国士大夫急需从西洋之学中吸纳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知识，使得这一古老的学科焕发了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西学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复归，是古代经典学说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