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书籍几乎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是唯一的知识“保护和传播”方式，因此，人们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要与同时代或过去的人们进行活生生的对话，书籍便成了唯一的媒介，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然而，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异军突起，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了，人们的文化兴趣也呈从书籍向屏幕转移的趋势。 电视文化的长驱直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壮观。且不说在政治、经济以及对人的心理、行为模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单就对人类的文化方式的选择来说，电视文化也掀开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地集在自家的电视机前，他们毫无吝啬地把大部分闲暇时间，奉献给了这个被视为“侵入圣地的魔盒”的东西，并无怨无悔、气喘嘘嘘地追逐着它，依恋着它……这显然是人类文化生活方式的一大变革。 这种变革与电视文化的优势特点不无关系。电视文化以其独特的传播制作手段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地球村”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受到了同一时间内在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件的多样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亲身经历的同时性。电视也使以前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转瞬之间成了现实：可以把国际上的体育大赛“搬”到家里来欣赏；也可以把学“办”到家里来上，形成第二教育系统…… 另外，电视文化以听觉和视觉相结合的方式，把人类的审判功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荧屏图像效果来说，它有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剪接技巧、速度节奏、画面造型、摄影艺术的要求；从荧屏音响效果来说，它有语言能力、音色、音质、音乐的强度的要求。电视文化并不是从单向维度上的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再现，而是着力于双向维度的主观表现，这样既反映了生活又立体化了生活，所以当画与声的和谐造成一种盐在水中融为一体的美学效果时，荧屏便毫无保留地给人们敞开了电视剧、歌舞、音乐、戏剧、小品等声象并茂、五彩缤纷的世界。 电视文化的脱颖而出，不仅是技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在深层次的心理上也反映出人们希望以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流的需要。“便”就是方便，人们需要的知识和信息，随手就可以办到；“捷”就是快捷，人们需要的资料和数据，马上就能满足。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信息的价值就在于谁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并能以最快的速度加以利用，这是竞争事态中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效益愿望满足的最基础的标志。科学的研究正在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开发；电视无所不能的文化功能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不需要整日价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只要一揿电钮马上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相比之下，书籍文化便相形见绌了，关键是书相当难读。这不仅因为读一本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在于人们进入阅读之前，首先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语言系统。光有普通的语言系统（识汉字懂外语）不行，有时还必须具备专业的语言系统（读哲学熟悉哲学术语，读历史要熟悉历史术语，等等）。要建立这些系统，背后往往蕴含着千辛万苦，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努力，是无法达到“了然于心”的境地的。即便是臻于这样的境地，读书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以文学作品为例。语言把四维性的生活图景变成一维性的语言符号，这样读者就必须要在想象中把它还原为生动的形象，这不但费力费事而且丢三拉四，何况文学语言还有“能指”与“所指”、“写实性”与“表现性”等多种层次，这些障碍的存在虽不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样夸张，至少也反映出读书不可能象观赏电视那样如履平川。 于是有些人惊诧了：什么书籍文化的悲剧啦；什么书本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在让位于电视文化啦，等等。凭什么说书籍的威信一落千丈？凭什么说书籍没有立锥之地？难道对一种文化形式的崇拜就意味着对另一种文化形式贬抑？一种文化形式的出现，就必须使另一种文化形式消失？ 事实上，电视文化与书籍文化这两棵文化巨树，并非同根而生，在它们之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十分荒谬的。谁也无法在两者之间作出哪个更重要的判断，只能说它们之间正在形成的相互关系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文化现实。如果从传媒生态学角度出发，则更不难理解了。什么是传媒生态学？就是说各种传媒工具在满足人们多种需求方面也要有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既要着眼于当前，也要着眼于未来。即不可或缺的媒体要在满足今天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不让子孙后代的这种需求受到威胁。这就意味着，文化形式要保持一切花色品种，不能允许一个文化形式排挤另一个文化形式，更不能闭着眼睛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强加于客观的事实之上，那些人为的排斥欲望，是不符合实际的，最终也会为现实所粉碎。记得人们曾预言戏剧会死亡，理由是电影出现了，然后又是电视出现了。结果呢？戏剧中存在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亲切感，并没有因电影、电视这样综合艺术的出现而冲淡，反而使它的这方面特点更加突出，更具有生机。由此我们也可以断言，如果认为在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书籍文化的热情似乎正在消失，那是既轻率又没有远见的，因为这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得了的，而是由人们与书籍本身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那种难舍难分的文化心理积淀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