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29日至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15名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就文化与国际关系、亚洲价值、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热烈和深入的讨论。 一、文化与国际关系 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文化因素影响着国际关系。这种影响表现在：⒈不同的价值观本身造成了分歧，如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人们对民族利益作不同的理解，如中国一贯强调不干涉内政，而美国人却说，我们欢迎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至于它是起决定性的影响呢，还是起辅助性的影响？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 与会学者中有的大体同意亨廷顿的说法，认为在冷战后的外交关系中文化因素起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中美关系的磨擦不在于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原因，而在于文化上的，即中美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中美两国都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它们都习惯了同化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同化，而它们的道德观念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常常把双方的关系看成是零和效应，即一方的得便是另一方的失。中国对外政策的五项原则集中反映了它的道德观念，“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前者反映了“秩序”，后者反映了政治合法性，“互不干涉内政”则反映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充分意识并顾及到中国的道德要求所涉及到的一国的尊严。因此，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动议、阻止中国加入WTO等等行为在中国看来就是敌视中国的遏制行为。 多数学者则认为，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利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软力量”不能单独起作用，它总是和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等“硬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鉴于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过分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歧大于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分歧。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并未妨碍美国和台湾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样，美日文化的不同也未阻止他们结成战略同盟关系。 有的与会者指出，冷战后文化因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上升，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随着意识形态（它本是文化的一部分）的作用的削弱，文化中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增强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中，文化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自由贸易）和弥赛亚主义（一种“替天行道”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影响颇大，前者导致了与东亚国家的贸易磨擦，后者则在人权问题上与这些国家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阻碍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更良好的关系。 学者们认为，美国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美国模式是：自由市场、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亚洲模式是：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强有力的干涉下运作的。美国社会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而东亚则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重视竞争，东亚强调和谐；美国讲究自由，东亚注重秩序、稳定。美国与东亚之间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正是双方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文化因素方面分歧的结果。最突出的例子是人权问题，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美国对该地区人权状况的指责，即使在学者中间也不例外。人们毫无二致地同意：人权是全球的共同价值，但对于人权的概念、人权的标准则因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具体的生存背景而有不同的定义，最明显的区别是：亚洲人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美国则把公民权和政治权放在第一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生存权甚至不包括在人权的范围之内。尤为亚洲人反感的是美国的“联系政策”，动辄把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挂钩。人权已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它充当了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的人权外交自然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亚洲价值和东亚共同意识 亚太经济的发展，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现代化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早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有人就提出经济上的成就要归功于儒教伦理。确实，亚洲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模式不尽相同，尤其是在经营管理上，亚洲国家更强调纪律、忠诚和团队精神；而西方则偏重效率、创新和独立精神。那么，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究竟起不起作用、在多大程序上起作用？ 学者们见仁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儒教文化强调和谐（天人合一）、亲情（家庭联系），在现代化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减少对抗和冲突的“稳压器”的作用。持这种论点的人也认为，要使儒教文化继续起作用，必须赋予它现代性的内涵，即儒教文化必须现代化。另一种说法是：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儒教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在反封建中被打倒，但有些价值观念如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仍起作用。尽管如此，年轻一代受个人主义的影响显然多于儒教文化的影响，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不如前辈那样强烈。 与此相关的是“亚洲价值”的说法，这最早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家提出来的，目的是校正西方当代的文化思潮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恶性发展，如个人主义泛滥，金钱至上，道德败坏。对于“亚洲价值”的说法，有学者持赞赏的观点，认为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达到一种有来有往的平衡；而不是如以前一样单向性的一边倒。有的与会者断然否认了东亚共同意识的存在。首先，谈到“亚洲价值”，就不能忽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因此不能用儒教文化来代表它；其次，“亚洲价值”的主张无视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的巨大差异，东北亚（中、韩、日）主要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则要复杂得多，除新加坡受儒教的影响，菲律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来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外，其他国家都受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亚洲的文化是马赛克式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因此，“亚洲价值”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