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穆宾四先生尝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此下遂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①a]这当然是他对自己一生学思历程与宗旨的概括。 其实，《国史大纲》以前所为的历史性论文，都是为中国文化伸冤作不平鸣，对中国历史文化应抱有同情与敬意正是《国史大纲》所首先标出的信念。其少作《国学概论》亦断然批评要尽废故常的反传统和“西化”思潮，欲以豁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②a]即使是被学界视为考据之作的《先秦诸子系年》，亦实不安不平于清末民初推道墨以反儒的思想文化运动而著。故与钱先生联袂南奔并共事近二十年的唐君毅先生说，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推尊道墨之风，相沿至新文化运动而与西方输入之各种主义相结合以倾此中华民族命脉所在之儒学，而钱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之所以杜塞藉道家之先于儒家之言，以贬抑孔子之地位者之口者，固有其时代意义在也。[③a]《中国现代学术》和《晚学盲言》是两部专作中西文化比较的书，其实亦是从比较中来阐扬中国文化。 钱先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有着“为民族文化奉献一生至死不悔的情操”。[④a]阐扬中国文化贯串于他的学思之中，是他一生为学的职志。 二 阐扬中国文化与反“反传统”是钱先生复兴中国文化的两种持论运思方式。[⑤a]这不仅仅是知识意义的学术行为，实际上首先是他对当代的生命反应。 唐君毅先生在《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一文中曾说：钱先生一生之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⑥a]诚哉斯言。钱先生生于忧患，死于忧患。钱先生去世后，钱师母胡美琦女士曾撰《时代的悲剧》长文，专门记述了钱先生生活在这个两岸阻隔的时代太多无可奈何的悲痛情味。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遭遇到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空前厄运。他称这相当于一整个元代史的近百年忧患，是中国历史文化“走进了一步大恶运”。[⑦a]“忧患迭经”[⑧a]的钱先生，对这“恶运”时代，有着深切伤悲的存在感受，忧患不已，悲情常诵。他曾多次勉励新亚书院同学，说：我们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还该在忧苦中前进。[①b]这终生不已的忧苦情怀，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感受与文化悲情。 须要指出的是，钱先生的忧苦情怀，不是悲观，它透发着人文理想主义之光辉，闪蕴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自古典儒到当代儒都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忧患意识。理想，悲情，文化自信，原就是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一体所有、一体所发的。[②b]就在前面所提的那篇对新亚同学的勉励辞中，钱先生对忧患意识作了以理想为本质的意义诠定，说：“理想的本质便是忧与困。任何一理想，无不在其内心藏有忧。”又说：“忧与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质。……理想正是面对忧与困而来。理想便正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 忧患意识乃是一正面的道德意识，是由以万物为一体之仁者的个人的存在感受，进而兴发与融结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按钱先生的说法，也就是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他指出，此即是该求的真学问，该有的真智识。[③b]钱先生在解释新亚书院的理想时还曾说：“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此亦即是钱先生与其忧患意识一体的理想，是他所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应有的理想，照明与指引“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在忧苦中前进”的理想。 其实，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④b]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⑤b]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⑥b]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⑦b]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⑧b]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①c]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