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先生在去世前些年，曾在一次日本问题研究会上说过：“日本是个谜。”这位熟悉日本情况的文化名人作如是说，引起了人们猜日本之“谜”的兴趣。 对于崇尚个人自由、嗜好标榜“人道”并“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美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痛恨纳粹并拆了柏林墙的德国，曾号称“国旗不夜”、而今害了“英国病”的大不列颠，文明烂熟、矢志走向“欧洲一体化”的法兰西，经历沙俄帝制、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信奉“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的伊斯兰教国家，古老的印度，穷困的黑非洲，摆脱殖民地历史走向高速发展经济的东南亚，硝烟暂息的巴尔干“火药库”等等，人们似乎比较容易用通常的形式逻辑去理解他们的文化社会特点，然而对日本和日本人，不少人却感到是个“谜”，为什么？ 50年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女士在其名著《菊与刀》写道：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骄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菊与刀》这一部在太平洋战争关键性时刻写成的研究报告，可谓情文并茂，学术性深，政策性强，目的性极其明确。它分析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探讨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和社会特色，为美国占领日本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出色的见解，最后果然成为现实。“现代日本学”尊此书为其“鼻祖”，良有以也。 一般猜灯谜，谜底只有一个，而日本之谜底，却有好几个，像个走马灯。《菊与刀》的作者曾认为，她看到的矛盾，来自日本儿童与成人的“教育不连续性”，日本是一种等级制社会，其文化特征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社会源于原罪意识的“罪感文化”，而是源于外部社会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此说一出，又引出一些“谜底”来，有纵式社会说，杂交文化说，壶状文化说，感情文化说，集团性说，等等，颇有“不识日本真面目，只缘身在此谜中”之观。 60年代，当大陆的中国人忙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东海列岛的日本人则在大搞“高速增长”，引起一些美国学者继本尼迪克特女士之后来猜谜——不过日本之“谜”转为“经济奇迹”的“奥秘”，其中有一些著述曾在日本轰动一时，例如布热津斯基的《脆弱之花》、赖肖尔的《日本人》、美国商业部的《日本株式会社》、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等。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者沃格尔（E·Vogel）博士是有名的“日本通”，不但精通日文，而且能讲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广东话以及其他语言。他有中国名“傅高义”。《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用“as”一字而不用“is”，意指日本并非什么都是“世界第一”，译成日文太别扭，索性按日本战后流行的“片假名文化”，用片假名依样画葫芦。此书日文版一问世，立刻变成畅销书，胜过美国本土。傅氏极口称赞日本的“奇迹”，给“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国敲警钟。日本人不免“飘飘然”，美国人则有点抹不开了。要知道，当年以《菊与刀》决策时，美国帮了日本多大的忙才有今天！于是傅氏发现他的“名列第一”比较社会学结论还有待于“深化改革”，再度潜心“深入”到日本具有“奇迹”代表性的造船、机电、信息以及地区经济等产业部门，走访300个人物，最后推出姊妹篇《美国东山再起》（Come-back）。傅氏认为，日本之“谜”不要从“日本人的特性”去猜，而要综合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组织体制和政策措施。他还认为，与其泛泛而侃，不如钻研几个具体课题，从中把美国摆进去，对照比较，分析研究，求得“东山再起”的对策。他谆谆告诫日本人，不要走美国的覆辙：翘尾巴。这是一片忠言，而且富于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精神，亦即“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傅氏的书都有中译本，很有可读性和启发。 美国的另一位著名的“日本通”赖肖尔（E.C.Reischauer），是一位历史学者，毕生研究日本问题。1961年，肯尼迪总统请他出任驻日大使，以应付当时席卷日本列岛的全民性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怒潮。赖氏到任第二年，遭到暴徒袭击，伤势入骨，自忖必死，但却奇迹般地治愈复生。于是有了顿悟，将余生视为“死而后生”，超越了俗世“生死观”。先妻死后，赖氏娶日本华族为续弦。他任期届满时，昭和天皇曾破例相见，笑谓“不当美国驻日大使，可当日本驻美大使”。明仁天皇为皇太子时访美，曾在赖宅住宿，即位后又曾请赖氏夫妇到皇宫进餐欢谈，都是破例的。赖氏1990年因肝病去世，死前不忘守信，仍扶病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弥留之际摘去延命器，选择了“尊严死”，遗言不举行葬礼，骨灰酒入太平洋，可谓终其一生，颇具日本武士之风。 赖肖尔名著《日本人》，改订版《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也是一本解开“日本之谜”的著作。1988年他特意为中译本作序，开门见山指出：中日两大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拥有许多共同文化遗产，但现今彼此竟如此陌生，令人遗憾。赖氏的“遗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谜”：究竟是什么使“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变得“如此陌生”呢？这就不只是比较文化研究，而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中日关系两千年史和当代的各方面问题。然而，本文与其泛泛而谈，莫如举几个具体问题，庶几也学一点“实证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