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人们早已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思过去的一百年，展望未来的一百年。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与展望中，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反思、人的展望，也就是人要透过历史的行程来反观自己、建构自己。您以为是这样吗？请您从总体上评述一下目前的文化反思与展望。 郭：我同意您的说法，但要从总体上评述目前的反思与展望，题目太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我只能试着作一点回答。 总的来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反思是非常有成效的，比如对人的价值、人的生活、人的生存危机、人的意义世界、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的反思，极大地丰富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多层面思考。一般说来，西方的思想家比较侧重于对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对欧洲中心论的模式作出反思，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批判味道。这种文化批判直接指向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指向物质主义，指向人的片面化，指向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思想家的反思则承续着鸦片战争以来的忧患意识，承续着“五四”的启蒙思潮对民族危机、民生问题、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问题的思考。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国思想家又转向对大变革时代精神萎缩与人文危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等问题的思考。在所有的文化反思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一种开放的心态的导引下，大陆、港台澳以及海外的华人学者和西方、东亚的学者，在各种国际性场合进行着中西文化与文明的对话，试图创造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境界。从国内外各种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比如我所参加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孔子、儒家、道家、佛家、现代新儒学等方面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把中国文化与学术不断拿到国际论坛上对话，是海内外一批华人思想家的功劳。我们应该积极推动这种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促进双方的沟通与理解。 单：自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化反思，出现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返本开新论”等观点，可谓五花八门。中国人在开拓自己的文化之路的过程中，总显得摇摆不定，浮躁不堪，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持何种态度？ 郭：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听说的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开创现代化道路中的急切心态。上述各种观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显出了片面性。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通过最近的文化反思，来回答您的后一个问题。 最近，我收到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简报》（总第6期），看到有关“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讨论的材料。应该说，这一讨论是有意义的，反映出文化的根源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讨论中，有人把根源性同现代性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妥的。“现代性”与“根源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同时并存、健康互动并可以整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都强调整合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普遍原则与特殊道路。正是在这一总体方向上的开拓，人类文化才形成了今天的多元开放的格局，而这已很难用“亚洲价值”或“全球价值”加以表述了。 在您送来的《现代传播》杂志上，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朱光烈先生的大文《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对朱先生提出的文化发展的“搅拌机效应”（即“离散——整合效应”），我比较赞同。试想，人类文化的发展怎么能由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跳到另一个狭隘的“亚洲中心论”？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怎么能由一暗含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全球价值”来导引？ 总的说来，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我同意一些学者们的主张，认同“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一说，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直接继承了中华六千年文明的传统（这是第一传统），直接继承了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化（包括近代以来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这是第二传统），直接继承了两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和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传统（这是第三传统）。我们现今的及未来的文化创造，必须是上述三大资源与三大传统的创造整合。只有促成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开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价值领域，以克服目前我们的“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弊病。 季羡林先生说：“有观点认为，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国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这个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见《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第八版）我很同意季老的这个观点。 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是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的。例如，就政治文化层面而言，我们常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吸收与建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礼记》、《论语》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与承续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在养民”、“敬德保民”、“厚生”、“惠民”、“富民”、“重民”、“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固然都有其局限性，但总体上仍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与愿望，是古代知识精英对治世的总结，是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大本大源。应该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周公、孔子、孟子的德治王道，古代的“民本”思想传统都是建立在爱护、尊重人民的意志、欲求，首先是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的，然后进行教化、增进德性，以求得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其中有不少民主意识的根芽。邓小平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有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割裂开来，实际上使我们现代化思考的视域偏狭化、单面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