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们描绘了迈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对于我们这个刚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农业大国来说，“九五”计划和跨世纪远景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乡村发展的步伐。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实现，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国情，更加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农业和乡村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①a]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程。 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我国乡村实行改革开放算起，中国乡村和现代文化进程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十几年来，我国乡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大部分乡村摆脱了贫穷的困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有一部分乡村跨越了温饱线，进入了小康水准，启动了乡村现代化的步伐。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潜伏着一些极其消极的隐患。比较明显的是，其一，迄今为止，我国乡村仍有7000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就其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在本世纪末这些乡村要享受现代化成果几乎是空想。其二，有些乡村虽然脱贫致富，但并没有推进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文明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精神文明荒芜的景象，如道德水准下降，社会治安混乱，封建迷信蔓延等，在一定程度上已酝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乡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乡村的现代化建设，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妨害。按照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往往把前者归结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问题，把后者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解决的途径是从政府行为入手，加大国家的“扶贫”力度和强化“社会控制”力量。虽然这种解释在理论上言之成理，但实际情况往往要比理论概括复杂得多。通过对乡村社会上述问题的认真观察和深刻剖析，我们认为，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域，用“贫困”和“社会”来说明这些问题是很乏力的。近年来国家在“扶贫”和“控制”方面投入很大力量但却收效甚微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贫困”问题。当然，我们这里所谓的“贫困”与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贫困”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是在现代化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贫困，不能仅仅限定于由于自然环境（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的贫瘠和经济生活（社会总产值、人均GNP、产业就业、恩格尔系数）的穷困所导致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还应包括由于社区的社会人文面貌，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道德水准、社会风气、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落后和消沉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贫困，即文化贫困。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难以摆脱的贫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一种是文化贫困。我们这里所谓的“贫困”指的就是后一种。因为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那些物质生活贫穷的乡村，还是那些精神生活落后的乡村，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原因并不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更主要的在于那里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的落后，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贫困的精神文化。正是这种贫困文化使之安贫认命，麻木不仁，价值迷失，弊病增生，陷入物质和精神贫困的深渊。因此，制衡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扶贫”和“控制”的力度，而在于彻底根除这个贫困的痼疾，即消除文化贫困。 二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贫困乡村，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方式陈旧落后。这又具体表现为饮食结构不合理和卫生观念差。恩格尔系数证明，人们饮食结构和人们的经济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在低收入、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满足于温饱，而无暇顾及饮食结构的合理性。在西北的一些贫困乡村我们看到，村民们的饮食结构很简单，有的在冬春季节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尽管村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致于困难到吃不起菜的境地，但他们仍认为在副食上支出一笔钱是一种浪费。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使其生活与现代文明拉开了距离，而且造成了村民的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精力耗损，身体素质下降，消磨着人的意志和精神。在一些村落，人们的卫生观念差，穿住既脏又乱是共有的现象，有的村民几乎就是人畜同居，人在炕上，猪在地下，卫生条件差，也直接导致人们的生理素质下降，健康状况不佳。于是，由这种文化贫困又造成更深层的贫困。由于疾病，大笔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负债累累，从而经济一蹶不振，跌入贫困的低谷；更有许多村民因乡村医疗条件差或医疗费用高难以支付而拒医，于是导致卧床不起，有的终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家庭负担；有的丧失性命，造成家庭劳力匮乏。在当前，由于受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残疾人就业条件的限制，一旦遇到这个状况，就会使这些家庭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 不仅如此，生活方式观念的陈旧与落后，又极易形成人的消极无为，安贫乐道，懒散怠惰，不求上进的劣性心态。消费创造生产，生活刺激消费，如果农民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就会使人安于现状，没有更高层的追求，这也大大阻滞了一些村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正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梅尔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农民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所得，他们就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去增加生产和投入”，“消费方式的限制……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它会降低那些从增加财富中得益的创新者的期望”，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缺乏控制，就会导致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这种心理阻碍了创新。”[①b]如果人们持有一种消极无为，与世无争，安贫认命，麻木不仁的愚昧心态，那么，反贫困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2.婚育观念陈旧落后。这又具体表现为计划生育观念和优生观念陈旧落后两个方面。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贫困户大多数都是孩子多的家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子多福和无后不孝的愚腐观念还盘踞于一些村民的头脑中。因此，国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并没有形成感召力和约束力，超生现象极为严重，有的甚至达到了五六胎。由于多胎，一方面造成家庭人口的增多，消费支出上升，另一方面，孩子多也加重了家长的生理及精神负担，沉重的家务劳动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之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这种情况使很多村民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优生观念差主要表现为通婚圈窄和亲缘间通婚，从而造成人口素质退化和下降。这种现象在一些偏远山村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一些偏远的山村，不仅人们的交往不超过村落和邻村的范围，就连人们的婚配也限制在这狭窄的世界之内，最远不出左右村屯。形成了亲戚套亲戚的“圈亲”现象。本身，在狭窄的地理范围内通婚，就是人口素质退化的一个因素，再加之“亲上加亲”的圈内通婚，就更加剧了人口素质退化的程度，造成痴呆和畸型现象的增生。这些终生残疾人本身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家庭养活以维生。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养活一个残疾人几十年的一大笔开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有许多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