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姚）：90年代往往被人们视为精神匮乏的年代，理想遁逸的年代，是一个主体裂散找不到精神归宿的年代。然而与这种看法相对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神话般的群体——“老三届人”，却借着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并延续至今的“老三届”文化热，在中国大陆上展示着理想主义的风采。概括而言，“老三届”文化热大致表现于以下几方面：第一是由“老三届”出身的人策划的各种知青回忆录、“老三届”回忆录大量的出版、发行；第二是有关“老三届”或知青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的又一轮相继问世，引起社会上不小的反响；第三是当年的“老三届”人或知青纷纷不断地在各地举行各种联谊会，或结团重返当年下乡之地；第四是不少以“老三届”名义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及经贸洽谈会在京或其他城市举行；第五是有关“老三届”人和他们子女或家庭的“逸事”不断地在报纸上披露；第六是有关“老三届”或知青运动的研究正在迅速增温。虽然这诸种方面的具体情况并不一致，但它们都不仅共同促成了“老三届”这一概念在新闻宣传媒介中反复被提到（甚至中央台都举办了“老三届”主题电视文化晚会），冲击着人们的意识，而且似乎最后都归结为某种为全社会瞩目的“老三届”精神，“老三届”情结，“老三届”风采。“老三届”精神不仅成了社会世俗层面上一面鲜艳的旗帜，就连文化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们，都对此眷恋不已，比如朱学勤的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就是明例。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大规模、大范围、跨社会文化阶层、持续不衰的“老三届”文化现象呢？它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当今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的确都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葛）：“老三届”文化热，或“老三届”神话的出现，是与社会各方面、各行业间的“老三届”人本身的活动分不开的。那么他们所赖在行动的社会能量从何而来，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聚合在了一起并能如此辉煌地呈现于世？首先，“老三届”人一般是指66、67、68三年间毕业的初、高中生，现在大约都到了45—50岁的年龄，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中坚位置，或说是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群体。这是他们能以共同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聚集起来的客观社会能量。第二，“老三届”一代人过去在“文革”中实际上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性荒蛮流放，具有某种共同的流放者的命运。他们早期所接受的教育的不完整性和“文革”文化的狂乱冲击性，形成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精神荒芜。这种精神荒芫既造成了这一代中许多人的精神贫乏，但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中间产生了一批人，最先对“文革”产生了怀疑，蒙发了民主意识。这种精神荒芜的双重性，高度地浓缩在顾城的这个诗句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们去寻找光明。其次，是他们肉体上的炼狱情怀。他们的身体在乡村或兵团中遭到了不少折磨，有些甚至过着蛮荒的生活。这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蒙难，就使他们有可能变为荣归者。而社会上又有不少青少年，对于苦难者具有天然的尊敬（这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本能的冲动），这就为“老三届”神话提供了现实的欣赏者主体。“老三届”群体意象的呈现，在思想领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比如以张承志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一呼百应的理想主义，再如自我牺牲精神，蒙难意识。他们以蒙难者的身份出来讲话，面对历史他们觉得拥有对时代的发言权。正是这两种精神因素构成了“老三届”热的最本质的精神中心。 范钦林（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以下简称范）：“老三届”热现象，或“老三届”神话的出现，是以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为直接前提的。知青文学的中坚人物基本都是些“老三届”出身的作者，他们将他们那一代人特有的思想情感，熔铸到了知青文学的作品中了。例如梁晓声、叶辛、张抗抗等人。这批人过去所共有的生活经历、理想追求、自卑意识，在新的条件下又把他们集合在了一起，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既是独特的，也是必然的历史现象。我想重点谈谈他们的自卑意识对“老三届”神话出现的作用。我以为“老三届”一代人的自卑意识的产生，不在于他们所蒙受的苦难，而在于他们所受教育的不完整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未受过完整、正规的高中或初中教育，就被卷入“文革”中，然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去承受苦难、折磨。而当他们一旦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扎下根来后，就企图为自己弥补先天的不足，企图为自己创造一个光辉的苦难历史。就象过去的法国外省人，来到巴黎之后，往往要为自己编造一个光荣的家庭史一样。问题是“老三届”的光荣史是无法伪造的，他们只有通过后来的成功以及某种幻想的精神，来遮盖自卑，去寻求补偿。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王）：这里还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老三届”人通过圣化过去的历史，来提高自己所处的群体的地位。人们往往有一种冲动，总想把已过去的苦难诗意化，赋予它所不具有的价值，这是“老三届”神话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我个人而言，我理解并同情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文革”时代毕竟耗去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苦难历史已经给社会、给他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痛，而现在还去圣化它就成为问题了。 姚：我同意葛红兵从多种角度寻找“老三届”文化热出现的原因，但我又感觉他所认为的那“一代人”的“流放者”的形象刚好基本是由主流派知青文学所奠定的，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苦难悲壮生涯，不过是整个知青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经过文学加工、放大了的一部分；尽管它被视为知青和“老三届”经历与意识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你再来看“老三届”神话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有些问题了。我以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共同意识的有无，而在于“老三届”文化热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交出现？我以为首先是89年所发生的那场巨大的社会动乱刚平息时，突然间在整个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种失语的状态，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呈现了一种话语“真空”。在此状态下，作为政府需要某种不同于80年代中、后期人的主体性话语来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它需要一种“理想主义”，不能搞虚无主义；而作为一部分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也需要一种理想主义，不愿陷入“无意义”、“无价值”的空无的静寂中，或消散于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喧杂”的市场中；而社会大众层面，也需要某种东西，来为自己提供生活的意义依据……正是这些诸多方面的“共同”需求，促动着社会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制造出一种东西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于是“老三届”神话就借着原有的知青文学所奠定的基础，应运而生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前面大家都谈到，伴随“老三届”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共同的群体命运意识。然而实际上，现在这代人中的具体个体的意识、处境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例如我大姐就属“老三届”，但她生活得不仅不风光、悲壮，现在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而且我们看一些知青回忆录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为何这些庞杂的个人意识，最终都被汇成了某种共同的“苦难”与“风流”的意识呢？这不正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在起着无意识的聚合作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