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中国马哲史学会、四川省社联、四川省马哲史学会、四川联合大学发起组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讨会，1996年11月2—5日在四川联合大学召开。黄楠森、沙健孙、钱逊、田心铭、王庭科、王仲士、余品华、唐源昌、丰子义、涂赞琥等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四川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与会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联系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兹将会议的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一、文化的内涵 与会学者指出，人们对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概括地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即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和观念或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层次和形态，综合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狭义的文化则指人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观念形态的成果。它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们通常讲的文化，就是指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与经济、政治等概念并列使用，以概括社会生活中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与会者指出，在看待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的论断。这一论断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经受住了长期社会实践的考验，它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把文化看成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这就摆正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会者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是文化史观。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超越时空，超越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文化是核心和精髓，不同的文化是决定各民族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文化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它的错误，不在于它看重文化的作用，而在于它未能合理、科学地解释构成人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未能揭示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因以及文化之所以有不同形态的客观历史条件。 与会者指出，就一定文化的根本性质而言，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它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阶段性，在阶级社会还带有阶级性，一定社会的统治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具体地说，这种思想是以政治为中介反映并作用于经济的，它构成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部分，也是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基本标志。因此，文化虽然有地域特色，也有空间限制，可以以时间和空间来给文化命名，如平常说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但这种命名不能反映某个文化的本质，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时间讲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就性质讲则是封建主义的文化。这种性质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与会者认为，从文化整体而言，则必须充分考虑其成份的复杂性。文化中有很多成份是直接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心理感受等，作为文化总体中的重要部分，也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文化是不能等同于、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不承认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把它与意识形态等同，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无助于正确地开展文化建设。 与会者强调，承认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不意味着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截然分开、毫不相关的。社会总是包含一定经济政治关系的社会。直接反映这种经济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和法律思想、伦理学、宗教等）是不可能被排除在文化之外的。如前所述，它是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核心和基本标志，比如，我们不可以说有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却不能不承认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构成这种差异的正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自身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是立场和观点的统一，集中地反映了意识形态诸形式中的共性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可置疑的。从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比如，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但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却可以影响它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也必然要推动历史的进程。又如，有的论者认为，“大众文化不考虑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侵蚀和解构”。这“侵蚀”和“解构”背后当然也包含着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是更隐蔽一些，或者尚未被意识到而已。再如，我们无法摆脱一定文化传统的制约，但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人们在文化传统中选择什么、抛弃什么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人们还要根据新的经济政治状况创造新的文化因素，去熔铸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使其服务于现实的需要；即使是对“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这类全民性的道德规范，在不同阶级的人的理解上以及在不同阶级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有密切联系的。否认这种联系将使我们丧失应有的清醒和警惕。享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把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截然二分，反映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策略上的转换，表明他们企图以文化冲突来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和经济利益冲突。国内也有少数人认为现实问题不好谈，可以借文化来谈；或者不加分析地认为，文化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截然没有关系的。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正视而不能忽视、回避或否定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矛盾、冲突和斗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应有的警惕。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