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传习与融通是以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其媒介人的身份、地位、观点、立场的不同，使人类社会之间的文化传习与融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媒介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本文主要是对利玛窦、严复、洪秀全、曾国藩、章太炎、鲁迅作些分析，并结合这些具体人物谈一谈对文化传习与融通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利玛窦（1552—1610）是明末来华的一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居留近28年，不论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还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从文化传习的角度看，利玛窦是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他不属于时代先进思想的代表，但他在中国的实际所作所为，以及他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无人可替代的，是历史阴错阳差地把他推上了中西文化传习和融通的媒介地位，从而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历史任务。 利玛窦来中国传教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利玛窦很识时务，他一到中国就刻苦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儒家文化经典，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在感情上尽快去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使自己能在中国立住脚。较高的文化素质，比较谦和的个性以及对自身宗教信仰自信而不自恃，宗教行为的检点及个人表现的宽容大度，都逐渐地打消了与其接触的中国人的怀疑和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当时中国官方的认可。 利玛窦在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值得肯定之处是：他着重寻找共同点和结合点，回避不同点。他对儒家思想也并不完全赞成，但是他注意缓和而不去激化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力图从两者的融通上去诠释、说明。他自己就这样表白过：“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儒生）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么我们要作的事就太多了”（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79页）。他的这种抓主要矛盾的文化策略，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融通有了可能，利玛窦的传教功过也由此而生。对他加以肯定与否定都应注意到这一客观事实。 利玛窦身为传教士，他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却不止于传教，而是同时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带进中国，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到中国当时尚不存在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几何方面的新知识，从而激发了他们赶超西方学术的决心，立志在“会通”的基础上去“超胜”，这无疑是和利玛窦来华后传播西方文化分不开的。我们有理由这样说：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成绩是有限的，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使者的利玛窦，其作用却不可忽视。西方人是借助利玛窦，才真正知道中国确切的地理位置及名称的，至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介绍，无疑是对西方人的中国文化知识启蒙。中国人则通过利玛窦，接触和了解到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呼吸到西方近化文明的空气。 利玛窦来华的初衷和来华后所作所为明显有别，其客观效果与他的主观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他把科学知识作为宗教传播的手段，也不是什么秘密，其实际情况则为：接受者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效果是两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在对利玛窦作历史评价时不能不记住马克思这样一段话：“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按着这一观点来分析利玛窦的活动、愿望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显然应当肯定他，尊重他的贡献。尽管他与伟大思想家相比，不过是“隔世风流”，但他作的仍不失是开拓性的工作。 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前期思想进步，后期保守、倒退，他所起的最伟大的作用是把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他翻译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点，号召中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许多志士仁人在它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鲁迅称赞严复是“十九世纪末一个感觉敏锐的人”。“一部译作，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效应，实在是文化史上的奇观”（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005页）。 严复是从救亡出发进行思想启蒙的，他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抗宋代理学和心学的唯心论，用进化论的历史观对抗封建主义的保守历史观，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主张通过融合西方文化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严复在政治上落伍了。他不能与时共进是因为他只能接受进化论，不能接受革命论，只同意渐变，不同意激变。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需要作多层次的分析，但他明确提出了：“民之可化，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原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大规模激进主义群众运动的态度。 严复面对的历史机遇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随之而前进，如果说他的前一时期，能够把进化论加以领会、运用，并溶进自己的血液中，出色地对中西文化加以融合贯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么后一时期，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激进革命成为当时变革的主要目标之时，他自己的思想连同他所传播的西学思想也就难以成为主要的接受对象，从中可看到媒介人思想对文化传播的制约。 二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孙中山称之为“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他推崇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孙中山对洪秀全及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充分肯定，显示了他作为革命的政治家、思想家的立场观点，无疑是从打击和破坏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方面着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