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1907—1991），美国著名的中国学“泰斗”，被誉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一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不管争论有多大，他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学的研究，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都起了巨大的开拓性的作用，他的学术贡献及影响，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费正清在哪里呢？” “费正清在哪里呢？”是他不被理解的无可奈何，反映了他的惆怅心态。如今他已作古，我们应当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拨散他心头的乌云，打消他生前的不安。 评价费正清，首先应把握住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抓住他的基本思想，不受他在具体历史时空和政治社会条件下那些前后不一的一些学术观点所困扰，这一点非常重要。 费正清在评论中国文化时，他的成熟之处在于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并非众国中的一国”，它“既不同于俄国又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是按着它自己的传统和环境而发展的”（《美国与中国》）。在另一本书中他也指出，中国文明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例如美国当局喧嚣不止的人权问题，费正清就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对人权就有不同的定义。他认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的新宗第390页）。他也想使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派上用场，有所作为，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影响群众思想和政府决策。正是他的这种科学研究目的，给美国的中国学的崛起和兴旺带来了生机，一扫欧洲传统汉学与现实脱节的沉闷格局，开辟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新局面。尽管费正清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历史方面，但正如他的朋友白修德所说，费正清的每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真可谓知其人识其书了。 综观费正清的学术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我们可以肯定，他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如果回答“费正清在哪里呢？”我们不妨这样说，费正清在美国乃至西方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观其一生，中国文化占据了他整个心外世界；而他的心里世界是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为美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教”行为。这充分说明费正清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 费正清的学术专长是在中国现代史这一领域。他最初的研究动机是为了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在研究过程中，他终于发现，要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这种尊重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又不只就历史谈历史，而是把历史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加以综合考察。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著作《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研究中国海关制度的，该书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海关制度与中国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分析，使用了大量的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视野开阔，立论有据；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这种严肃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 费正清不是那种“象牙之塔”中的学者，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充满现实感。他十分强调研究者自身主观价值标准，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学家是他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我不相信无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性”，“试图去抛弃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家是在欺骗自己”（转引自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政治服务，他的忠于学术独立的个性与他的现实政治责任感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他的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出现错位，又不断地加以修补，从中可以窥见他不断追求和探索的思想轨迹。但同时也让人发现处在学术与政治边缘的费正清，思想观念上的徘徊、动摇及挣扎着前进的艰难步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本人立场和观点方面的主观原因之外，还与中国革命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性，中美政治关系的变化不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影响有很大关系。费正清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及复杂性，是与这种种因素的存在分不开的。从费正清身上，充分反映出要冲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障碍，达到真正的认识和理解谈何容易！但是只要有人孜孜不倦地去开拓，困难终究会被战胜的，因为人类整体文明的缔造就是在克服各种文化自身局限性后完成的。 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情绪 费正清在比较中西知识分子时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话：“中国学者的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伟大的中国革命》，第173页） 在我看来，费正清和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如果说他并没真正站在政治圈之内，那也不是完全站在政治圈之外，至少是在政治圈和非政治圈的交叉处。就其经历上看，1931年他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直至1935年，他不仅学习汉语，并“专心致志于研究”。他在北京和外省进行了文化旅行和考察，也进行了广泛的社交活动，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通过特殊的个别事例我们获得了对中国更多的透视”。此间他也在清华大学担当了教学任务。这一期间应当说他是尚未进入政治圈。1942年至1946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这一工作职务使他与国民党当权派、中共代表及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广泛或较密切的接触，其实际工作性质，显然是在政治圈之内。通过他的广泛了解中国社会和与对立的党派人士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及民主人士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恰恰是他在中国政治圈中的耳闻目睹，给他后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创造了良好发展的机会，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他正确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迟早总要失败。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胜利是必然的。他对美国政府当时拥蒋反共的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当他在1946年6月结束在华使命前给他母亲的信中明确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这一看法直到回哈佛大学执教时都没有改变。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