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辩思潮激荡200多年，在我国学术史上首屈一指，蔚为壮观。 有人曾将先秦名辩思潮中的众多学者及其著述分为4个学派：无名学派、正名学派、形名学派、立名学派；其创始人物，分别是老聃、孔丘、邓析、墨翟。 秦以后，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被尊为“官学”，旨在“正政”的正名学说风头愈健。不久，以老聃为旗帜的道家也跻身于庙堂，与儒家分庭抗礼，争宠于帝王家；其“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无名学说，得与俱荣。然而，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唱主角的“形名”与“立名”两家学说，却因为注重于名理及其名辩的专业研究而为现实政治所鄙弃，被人们冷落，经过秦以后500年的历史尘封，终于成为“绝学”。 这里，且列举一些有关名家及其著述的统计数字，看一看名家是如何从“显学”走向“绝学”的：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其书五车”，天下名辩之士“相与乐之”（见《庄子·天下篇》）。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至东汉班固编修《汉书》时，“名家”已仅7人，遗有著作36篇。与此同时，“儒家”则有65人，遗有著作1065篇。又经过200年之后，到了公元3世纪末，西晋著名学者悲叹：先秦时期“世有篇籍”的名家著作已经“亡绝”。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到了唐代，官家广泛收集古籍文献，名家的著作仅收集到“邓析子一卷，尹文子二卷”（《隋书·经籍志》）。当年班固尚能见到的“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唐代奉诏编撰《隋书》的长孙无忌，已经无缘一面了。 为什么名家著作在秦以后大量散失，以致成为绝学？西晋学者鲁胜归咎于名家的理论太专门、太艰深难懂。其实古代经籍中，最艰深难懂的书，首推《易经》，降次《墨经》，然而这两部最为“难知”的书，照样代代相传，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名家著作岂会仅仅因“难知”而亡绝？近代学者伍非百先生，对于名家著作“亡绝”的主要原因，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言道：“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人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的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中国古名家言·序录》） 自从中国的封建门户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以后，有许多人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作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似乎得到了一个西方人注重功利而中国人重仁义（礼义）的印象，并由此演绎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而挨打的结论。其实不然。只要看一看先秦诸子的书籍，哪些代代相传保留了下来，哪些很快便告亡绝，就可以明白：从秦始皇开始，就十分注重功利。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有利的，往往被精心保存起来；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不利的，便弃之如弊履，甚至着意搜寻销毁。《易经》得以完整保存，是因为统治者要借重于它向臣民“示信”、“固信”。儒、道两家的著作，乃至农、医等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数千年以来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说明任何一家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功利放在首位，而“礼义”只是统治者安定政局的一种手段。 形名理论，无论对于“朕就是法”的君主，还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于是，即便所剩无几的名家著作，也极少有人问津了。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清代，由于经济学家们研究经学须赖他种古籍作为辅佐，而诸子书籍为其大宗，沉霾已久的先秦子书才得以重现光辉，“名家”也因此得以沾光，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 进入20世纪，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前驱的西方新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蜂涌而入。中国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品味”，汲取其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儒学派尤其先秦诸子研究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文化潮流，向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发起冲击。在这股新文化潮流中，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思维科学，理所当然地扮演了主要角色。于是，将思维形式尤其以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家，被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发掘出来，操起西方逻辑科学这把解剖刀，进行精细的剖析和前无古人的研究，对其逻辑意义、文化价值，作出新的评判。 如果以胡适在1917年撰写的《先秦名学史》作为近代名家研究的大致起点，80年来，名家研究取得的成果是颇为喜人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近80年来关于名家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绝学复苏的契机 名学研究沉寂了近2000年之久，又在公元20世纪开始复苏，从表面看来是一种机缘巧合，然而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华夏文化的内部发展来看，导致名家研究“死灰复燃”的原因，首先是清代末期汉学家用全副精力开发诸子学，以致有“婢作夫人”的局面，使得一向被视为诡辩的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述能够重见天日，并且经过这些汉学家的训诂诠释，能够被年轻一代所阅读。紧接着，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孔子为掌柜的“孔家店”被砸掉，人们一旦由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便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判先秦哲学，尤其对当年被儒家代表人物斥骂过的诸子思想有一种亲近之感。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曾经被儒家荀子斥责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倡言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成为他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 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情况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大批怀着“科技救国”愿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将西方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旗帜的科学思想，包括西方的新旧哲学，大量译介给国人。明末清初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未竟的中西文化汇合的事业，终于在这一代知识分子手里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