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庐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笔者从帝王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园林建筑文化、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庐山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 [关键词]庐山 文化 内涵 庐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千百年来，积淀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庐山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是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庐山文化的研究，建立起比较系统、完整、科学的庐山文化的理论，对庐山文化进行现代重构与再造，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现实的召唤。本文试就庐山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庐山文化，顾名思义，为庐山地区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和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的总和。 庐山有史记载，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庐山文化，按《史记》推断，当发端于四千多年前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之夏代。但据古文化遗址发掘考察，分布在庐山南部黄山无私村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遗址则证实，庐山地区六千年前就存在人类的村落。庐山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二千多年，作为中国通史来看，时间不算很长，但作为名山文化史来看，它的厚重和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可漠视的。 时代的变更，社会的递嬗，往往会促进某种文化的诞生或繁盛。庐山文化正是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历史的久远形成了庐山文化丰厚扎实的根基；而圣人与平民足迹的纷至沓来，则形成了庐山文化特有的广博而深邃的内涵。 庐山文化属地域性文化。它不仅包括牯岭地区，包容庐山这座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体；从一定意义上讲，庐山文化它理所当然地涵盖庐山周边地区。如研究陶渊明就必然涉及彭泽、九江、星子县等更大范围。 上下几千年，方圆上万里。庐山文化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更有庐山特定的包容量博大精深的大文化风范。按庐山文化的社会属性和功能类别分，笔者认为，至少应包罗帝王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和旅游文化。笔者试就其内涵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帝王文化 庐山不象泰山那样带有明显的帝王“封禅”痕迹，但却更具传奇、浪漫色彩。历代帝王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宋孝宗、明太祖、神宗、清圣祖、世宗等，或巡视登临，或翰墨点染，或敕封，或隐读，形成庐山独具的帝王文化现象。 夏禹称帝之前，在庐山周围成就了“禹疏九江”的一番大业。庐山至今在第一主峰大汉阳峰上，还留有禹王崖、禹王台等遗迹，并传有大禹治水纪功纪事的蝌蚪文摩崖勒石。 庐山民间广为流传的“秦始皇赶山”的故事，把庐山的形成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捏合在一起，歌功颂德乎？拟或其他。 大唐中兴时期，唐玄宗对庐山崇敬不已，敕封庐山为“九天使者”祈求庐山“九天使者”庇佑大唐江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南唐中主李璟即位前，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的一处幽静之所筑台读书，潜心诗文。即帝位后，就书台旧址建开先寺，寓为“开国先兆”之意。 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1707年春南游时，亲笔为开先寺僧超渊御书“秀峰寺”，自此开先寺经康熙皇帝御赐改名为秀峰寺。今在秀峰寺内，仍留有康熙帝临摹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所书写的江淹《登香炉峰》一诗的碑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敕建庐山御碑亭，编造一个“周颠仙人传”的故事，谓己受命于天，是百分之百的“真命天子”。清王士祯游东林天池记论此碑云：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征应，以服众志耳。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之心。朱元璋还意欲敕封庐山为“庐岳”，把庐山视为自己的帝业发祥之地。朱元璋与庐山的文化渊源，不正是历代帝王天命心理的一个真实缩影吗？无独有偶。明神宗为效法先祖，亦在庐山黄龙寺北山巅敕建“赐经亭”并亲自为赐经亭撰写碑文。 庐山的帝王文化值得思索的是，王朝代有更迭，帝业总有兴衰。“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惟庐山与庐山文化不朽。 二、隐逸文化 庐山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首推陶渊明。405年11月，四十一岁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任职仅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归隐田园，终身不再复仕，作《归去来兮辞》，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卒于故里，凡二十三年躬耕守穷，恬淡好古，洁身自保。陶渊明的隐居，不是“天下有道则化，无道则隐”；也不是隐居待时，待价而沽。他的归隐是继承了古代贤人隐士重正义尚气节的优良传统。在穷困潦倒的数十年的归隐生活中，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正是他归隐生活的切身体验，是心力之作。诗文中显露出其品格高雅，气节超然；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他还构筑了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桃花源”正是陶渊明理想化的归隐之地，是他隐逸思想最高层次的文化指向。 陶以后，到庐山隐居读书的不乏其人。李白曾隐居庐山屏风叠，筑太白书堂。唐铨部员外郎箫存，因反对裴延龄弃官隐居庐山，住西林寺侧。北宋熙宁年间，哲学家周郭颐在莲花峰下筑濂溪书堂，一时“方圆几十里，读书之风盛行”。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内，有北宋学者、藏书家李常读书处，时以其字而名“公择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