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一直便有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晚近才有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混为一谈，认为这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二者所指的是同一回事，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而在为今天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辩护时，抬出“通俗文化”来做挡箭牌，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段。针对这种现象，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指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把二者相混淆，会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一来那篇短文很简略，未及结合具体现象，对“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二来，近日仍见有人在指责对“大众文化”的拒绝和批判时把“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煮成一锅，所以觉得有再就这两个概念（也是两种文化）进行一番辨析的必要。 “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种质地全然不同的文化。二者的差别，分辨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⒈“通俗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出现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至于在中国的历史，则更为短暂。民间戏剧、歌谣、传说、故事等等，便是古已有之的“通俗文化”。而现代社会利用技术手段合成和传播的流行歌曲、肥皂剧、畅销的消闲书刊，等等，则相对而言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大众文化”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 ⒉“通俗文化”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文化。它当然也是人类的创造物。但人类（下层民众）完全是自发地、不带丝毫功利性地创造了这种文化。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可借用来说明“通俗文化”是如何产生的。“通俗文化”不但在总体上是一种民间的集体创造物，就是具体到一首民歌，一则传说，也是不可能找出某个确定的创造者的，也是民众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共同创造的。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商业文化，它完全是少数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人工合成的产物，而合成这种“文化”，则有着一种明确的功利目的：赚钱。“大众文化”不但在总体上是为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所制作出来的，就是具体到一首歌曲一个肥皂剧，也须标出其出自何人之口、之手。 ⒊“通俗文化”，其被创造与被接受的过程是同一的。民众既是其创造者，又是其接受者。而创造的过程也就是接受的过程。在创造中接受，在接受中创造。例如，一个青年农民，当他为爱情而高兴或忧伤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某首在民间流传的情歌，借以宣泄心中的情愫，如果他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也许会根据自身此时此地的具体感受，将其中的某些句子做些改动，使之更能切合自己当下的心境。而如果他改动得好，改动得比原来更富有表现力，那么他的改动便会被广为接受，这首情歌就会按被他改动过的面目流传。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被动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创造；这个青年农民也便既是接受者又是创造者。实际上，民间歌谣大都是一代代经过许多人的既接受又创造的歌喉流传下来的。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其被接受与被制作的过程是截然割裂的。“大众文化”（一首流行歌曲，一部电视连续剧）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手段快速炮制而成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倾销。在这种场合，大众完全是“大众文化”的被动的接受者。大众一般说来不可能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而只能纯然被动地接受少数人快速炮制成的思想、情感。同时，“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泡沫，是即生即灭的。 ⒋在质地上，或曰，在精神品格上，“通俗文化”由于是广大民众自发的，完全非功利性的创造物，因此是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它或许难免粗鄙，但却决不矫情造作。它既然是广大民众自己创造的，因而也必然传达的是民众心中真实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忧虑，传达的是广大民众对生活的十分痛切的感受、理解、向往。因为“通俗文化”传达的是真情实感，因而也便是血脉旺盛、生气勃勃的。“通俗文化”常常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由于是少数人为了牟利而快速合成的，它必然是滥情而又矫情的，是以浓施粉黛而掩饰其苍白贫血的，是散发着扑鼻的廉价香水味的。由少数人基于商业目的而快速合成的“大众文化”，其中的情感，其中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感受，往往是虚假的，它类似于鸦片一类毒品，在大众脑中眼前，制造种种幻象，让大众置身于一种虚幻的生活境地，从而麻痹了大众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感受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大众的精神鸦片。 二 质地上的差别，当然是“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最根本的差别。二者虽然都属俗文化，但却是两种精神品格很不相同的俗。如果说，“大众文化”俗得甜腻，那“通俗文化”则俗得清苦、辛辣。 偶读金性尧先生的《炉边诗话》，在写唐寅的那篇后有一条注释，说：“在古典小说中，《水浒传》中的诗远胜于《红楼梦》中的诗。《红楼梦》中有好多首确使人感到庸俗，《水浒》诗却俗得质朴自然，如宋江在浔阳楼题的‘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就颇有草泽英雄本色。”这番比较，实在极精当。《红楼梦》中的诗和《水浒传》中的诗都俗，但前者是一种甜俗，而后者则可说是一种“苦俗”、“辣俗”。大观园中儿女，都有些“无务寻愁觅恨”，常常是为作诗而作诗，为打发时光而作诗，因而免不了“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梁山泊里豪杰，本不以诗人自命，偶有所作，必是有感而发，无心修饰但肝胆毕现。我觉得，《水浒传》中诗与《红楼梦》中诗的差异，某种意义上正可借用来说明“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不同品质。 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作些具体比较，是饶有兴味的。听着响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我每每想到一些读过的民间歌谣。虽然同样很浅俗，但觉得二者之间的质地真有云泥之别。“约郎约到月上时，等郎等到月偏西；不知是侬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这是一首民间情歌。在我的印象里，当代流行歌曲大多是歌唱爱情的，但这些一茬接一茬的流行歌曲中，有多少能在艺术质地上及得上这首民歌？有几首能把爱情唱得如此直率又如此含蓄；如此热烈又如此温存？“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这是贩父走卒在哭诉丧母的悲恸，如此浅白却又如此动人。再如：“宁隔千里远呵，不隔一层板呀”，这也是一首民间的哭亡歌。这两句诗（这是真正的诗）堪称千古绝唱。虽然并未点明哭者与亡者的关系，但想起这两句话，我眼前便出现一个披头散发、涕泪滂沱的农妇在拍着棺木哭唤死去的丈夫。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流行歌曲，也都是饱含“情感”的，但有哪一首在情感的质地上比得上我信手征引的这几句民歌。是的，差别在质地上。这是真挚与虚假、自然与做作的差别。宋江在浔阳楼上酒酣耳热之际挥毫题诗，某种意义上也正可用来说明“通俗文化”是如何被创造的；而大观园儿女闲极无聊时“无故寻愁觅恨”，“为赋新诗强说愁”，则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大众文化”是怎样被制作的，同时也说明“大众文化”中的情感有多大“含金量”。以煽情为目的的“大众文化”，是患了“情感浮肿症”的，然而，它的每一个毛孔渗透的都是情感的伪币，而它在大众中造成的，则是情感的通货膨胀。顺便说一句，当我信手征引了两首哭亡的民歌时，我试图在当今找到表现同样情感的流行歌曲，但找不到。今天的流行歌曲，可以任意虚拟“生离”一类情感，但却不会问津“死别”这样严峻的问题。而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品性：“大众文化”是不会面对人生中真正的惨酷的；“大众文化”把人生中某种偶然的、表面的、无关紧要的一面无限度地夸大，从而使人生的真相被掩盖，使人的真实的生存境遇退居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