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艺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讨论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计，但是起码可以说它把理论研究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新疆理论界的朋友对地域文化怀有一种强烈、自觉的内省意识，那种不甘现状、奋发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不过既然是讨论，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家坐下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进而推动这个讨论，这在今天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想就讨论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关于“文化退居”说 在讨论文化的当代处境这一问题时，涉及到所谓的“文化人的焦灼感”，文化人的焦灼感确实不容回避，不过这种“焦灼感”并非只是当前才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人身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焦灼感，“五四”时期有鲁迅式的“焦灼感”，抗战时期的文化人，身陷民族存亡的危机之中，他们有民族危亡的“焦灼感”，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人则怀着面临浩劫的“焦灼感”……不同时期的文化人其焦灼感背后都有一个现实性的社会原因，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当代文化人的焦灼感从何而来？《新疆艺术》1996年第一期《当代文化的寻找与开拓》一文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因为自身从‘中心’退居到‘边缘’，再不是过去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文化人的优越感（相当于福柯的‘知识——权力’）为民众所均分（知识的平民化），‘文化至上’的传统为‘经济优先’所打破……[①]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文化退居”之说。这种观点其实并非始肇于新疆的文化讨论，早几年内地就有人提出文化“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认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当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调换之后，文化人不断被抛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不仅失去了万人景仰的辉煌，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不再作为社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②]这种“中心”与“边缘”位置调换的观点，你说文化人是退居也好，被抛弃也好，失落也罢，对理解当前文化人焦灼的原因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就象不少过去当第一把手的人，突然有一天退居二线（或者是从一线被抛出而置身于众人之后）于是产生种种不平衡的感觉一样，这种感受可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上是不是真正有过以文化或文化人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人是不是真有过置身于“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的光荣历史，享受过“万人景仰的辉煌”，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悠悠史册中是不是真正有过“至高无上的价值”，对此我实在不敢做出肯定的答复，还是要回过头去看看历史，让历史作出回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倒是存在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具体表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反映，不过它毕竟只是一种“语境”，而且读书之所以高，并不在于读书本身，而在于读书可以打开一条通向仕宦的道路，真正“高”的不是那些读书人，而是借读书这块敲门砖进入仕途，享受高官厚禄者。读书人头上的光环，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语境”而已，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读书人总是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能“居庙堂之高”，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而布衣终身。社会从来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中心”，即使是被后人称为“伟大的”文化人，而在他那个时代，如果他不是“政治经济结构中心”的代表人物，他也不会被尊崇为中心。以文化思想极其活跃的春秋战国之际为例，孔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成就的文化人了，然而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儒文化的杰出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成为什么中心，或者什么前排人物。孔丘周游列国，希望诸侯们能采纳他的学说，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一生清贫寂寞，晚年还要靠学生子贡接济。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孔丘早有预料，所以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说，我的文化思想在社会上行不通，还不如乘一叶孤舟到海外蛮荒之地去隐居。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却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儒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那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即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它才在文化百家之中处于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独尊和正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心”，但这种“中心”地位也不过是就文化百家而言，从整个社会来看，依然是以政治、经济为中心，而并非以儒文化为中心。后来的一些儒学之士确实有不少跻身于所谓“政治经济结构中心”，可是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政治经济结构中心”之后，其文化人的本色也就蜕变异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化人，特别是那些文化巨人，他们总是置身于或被排斥在“中心”之外。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那圣贤在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文化精英、文化巨人，这些人在现实社会中无不享受着孤独寂寞所带来的惬意。中国这个社会虽然一向以文明之邦、文化悠久自许，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什么“文本位”，只有“官本位”，只有“权力中心”，而没有“文化中心”。如果说还有什么以文化为中心的话，那只是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幻觉，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或存在的虚幻。过去是不是有所谓“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或者说一切围绕着文化的时代？从表面上看，本世纪60—70年代所发生的那场名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确实是围绕意识形态或文化问题而展开的，但是举凡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或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场“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解决什么文化问题，而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是“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说白了是一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什么文化斗争。从现象上看斗争确实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如果说文化人成了那场斗争的“中心”，不如说成了那场斗争的牺牲品，那是一种令人辛酸、令人发指、令人无可奈何的悲剧“中心”，历史似乎对文化人开了一个大而惨烈的玩笑，文化人的那点“优越感”被风雷般的“大革命”扫荡无余，“斯文扫地”。在那个时代，经济尚且不能“优先”，还有什么“文化至上”可言。文化人中有没有跻身于权力“中心”的风云人物呢？有的，比如姚文元之流，但他们终究从文化人而蜕变异化为一帮政治投机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文化（本文所涉及的“文化”仅指狭义的小文化而言）和文化人这种非中心地位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人类社会“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由来已久，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为生存而无可奈何的选择，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人类早就有所觉察和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觉察和认识，文化才被置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即本文所谓的“非中心地位”。“非中心地位”表明人类不能没有使自身区别于其它动物并进而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文化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经济实力的发展，政治权力的平衡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力量。东西方最早的交流首先是经济贸易，是物质产品的交换，文化交流是随着这种物质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所谓“丝绸之路”，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迫切需要的首先不是对方的“文化”，不是那些仅供精神需要而不能解决衣食住行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需求总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文化的超前也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超前。不可否认，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一个由“非中心”不断向“中心”接近的漫长过程，这也正是人类不断摆脱物质困扰从而走向精神自由的漫长过程，人类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把文化看得比经济贸易、工农业生产更重要，从而把文化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置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但在今天，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也许这种理想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或一方土地上闪现过，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和追求毕竟还是遥远的。自古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等）的竞争，而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又无不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无不奉行“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虽然没有把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今天国人为此无不有痛失良机之慨叹），但是在那个令人沉痛的时代同样也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化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要发展文化也同样需要发展，但根本的方针还是要把经济放在首位，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才能从整体上推动文化的进步，这是世界各国把文化置于非中心地位的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所谓“大道至简至易”，这个道理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需要具备什么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理解。 文化的非中心地位并不以文化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文化人还有什么“优越感”的话，我以为这种“优越感”并非源于自我意识中的“中心”地位，而恰恰在于文化和文化人的非中心地位。文化人的这种非中心地位首先使他们有条件可以客观的观察、思考、认识、评论社会。“非中心”使他们与中心总是保持一种距离，从而有条件对“中心”作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客观审视，这是裹挟在“中心”的许多人甚至杰出人物也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指空间位置具有审视的优越性，心理位置也同样具有优越性，这种客观心理来自文化人可以排出个人的切身利益，从而对社会作出公平客观的评价，而这对于处在“中心”的各种人物来说就有相当的难度。其次是使文化人可以静心的观察、思考、认识、评论社会。文化人与权力场和经济场上的种种竞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给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孤独和寂寞，而伴随孤独寂寞而来的那种虚空静寂的心理状态却是文化人审视历史和现实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有了这种心理素质可以不为金钱和权势所诱惑，不为外物所干扰，内心世界澄澈如水，明亮如镜。在这种澄明的精神境界中不仅产生智慧，同时也铸就刚毅。所谓“无欲则刚”，所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③]我们祖先的这些哲言实在是太深刻了。文化人的智慧和刚毅，文化人所具有的澄明的精神境界，使他们在人格上保持一种独立的品格，心灵上保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会良知和道德纯正。再次，非中心地位使文化人在精神上享受到人生的欢愉。当人们潮涌般地奔向社会中心的时候，真正的文化人却平静地守着孤寂。当文化人说“享受孤寂”的时候，有人却笑了：“阿Q一个！”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呢？无论是“焦灼”或“欢愉”，都常常被人误解或根本不理解，这就是无须抱怨的现实。不管怎么说，文化人一面“焦灼”，一面确实享有一个神圣而又快乐的精神王国，“那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纯、更美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徜徉、劳作，构建大厦。在思辩或审美中获得了在现实中难以获得、同时也对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欢愉和幸福。”[④]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孤独的愉悦”，是置身于“政治经济结构中心”的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一种平静人生的幸福，也是热中于物质追求的世俗社会所无法晓谕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