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人类正面临着“世纪换千”的历史关头。这不仅是时间维度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已无法回避对自身进行深入的反省了。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一点“盛世危言”似乎并非多余。正视难题的存在，其意义要比一味肤浅地渲染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深刻和有益得多。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文化的难题主要表现在选择的困惑、宽容的悖论、意义的遮蔽、文化的失重等四个方面。下面分别分析一下上述诸方面各自的表现、成因及可能的对策。 一、选择的困惑 人的文化存在表征为一系列选择行为。选择的文化意味不在于人们选择的是什么，而在于如何选择。选择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事实仅仅构成选择的对象。对事实的判断只是为价值判断作一种准备。因此，选择的尺度归根到底来自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预设。选择的失范，意味着价值的迷失和价值坐标的消解。选择的危机，说到底就是价值的危机、人的文化存在本身的危机。 我们当前的文化境况在某种意义上是话语方式转换的结果。这种转换的意义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文化的表征方式往往带有本根的意义，不同传统的分野主要体现在文化表征方式的区别上。从话语方式的变迁看，我们消解了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的霸权话语，冲破了旧意识形态的桎梏，却染上了“文化失语症”。今天的人们是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 在过去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处在旧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之中，从而感到不自由。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传统的话语方式开始动摇，面临着解构之势。早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所谓“语言变革”和“文体革命”的问题。到了90年代，有人则指出：50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文风向社论语态统一，词汇的选择和修辞及论说方式逐渐丧失了私人性格。文风的转变表明的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效力，它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今天，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自觉脱离思想改造的法力，摆脱社论语态，从而日益表现出个性特征[①a]。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有人甚至发出了告别“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呼声。然而，我们蓦然发现，在摆脱了旧的话语方式之后，却又跌入了大众传媒的陷阱。当代人所面临的尴尬已不再是“能否选择”，而是“如何选择”。我们并没有走出选择的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在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的匮乏，那么现在却是选择尺度的遗失。结果人们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当选择仅仅依赖于感觉时，也就没有选择了。因为这种所谓的选择已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及其自由，它不过是一种任性。表面上很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身不由己。当解除了一切文化禁忌之后，人们便陷入了“价值真空”，从而进入一个“怎么都行”的时代。如果人们反倒变得手足无措。健全的价值坐标被消解之后，种种伪价值就有可能乘虚而入。纳粹现象作为20世纪人类悲剧的一个典型个案，在心理层面上，乃是人们“逃避自由”的结果。自由到需要逃避的地步，恰恰孕育着独断。这正是选择的困惑所昭示的危险之所在。 人的价值尺度的多元化、相对化，人的价值世界的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使绝对价值被遮蔽起来。于是，人们便找不到终极价值坐标，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一切选择都变得荒谬。这正是选择困境的根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决定论思潮的兴起，为价值相对主义提供了科学背景。以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把偶然性归因于实验误差和认识的局限。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现代广义系统科学的出现，使旧决定论走向式微。在现代科学的观念中，偶然性并不是有待消除的规定，相反正是由于它的真实存在使得因果之间不再是等价和可逆的关系了。非决定论借此对世界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的推崇，使人们丧失了对终极坐标的信念。既然一切都是可能的，还有什么理由来对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作出特别的承诺呢？第二，人的存在的未定性强化了选择的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社会化，人的存在方式得到了重构。市场化行为使人的命运带有博弈和随机的性质。在这种处境中，人们难以作出主动的选择，相反却有可能陷入一种宿命论结局。宿命论使人放弃和逃避选择，以此来摆脱选择的困境。第三，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使得选择失去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价值支持。因为价值的超验性无法在人的经验存在的层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对自身肉体需要及其满足的专注必然拒斥对价值理念的持守。神圣价值的式微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何一种可能的选择失去终极参照系，从而引发选择的危机。第四，信息时代出现的信息饱和和过剩，客观上也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录《斐多篇》中指出，人们发明文字之后，“他们将显得无所不知，结果却一无所知。”到了全球性多媒体时代的今天，人类不更是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吗？ 那么，走出困境的途径何在呢？关键在于重建终极价值坐标，以便为人们的文化选择提供必要的尺度。具体地说，应着眼于两个方面：在学理上，应当在告别乌托邦的同时，把价值理想从乌托邦的误区中剥离并拯救出来，使绝对价值成为可能；同时，确立价值的一元与多元之间必要的张力结构，在两极的相互制衡中使整个社会文化逐步走向健全，从而达到保有价值理想的目的。在操作上，一方面自觉凸显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以免被种种世俗的功利尺度所同化，从而真正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则追问社会的职责，为终极关怀及其载体的存在提供生存空间，使人们树立起向善的信心。只有确立起绝对的价值尺度，一切当下的相对选择才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