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交汇

      1996年6月24日，“中国20世纪文化（文学）与世纪之交的价值重构和文化选择”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召开。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文学院等单位的学者3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议由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黄曼君教授主持并作主题发言，与会者围绕中国20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化思潮猛烈冲撞与交汇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和迅速更迭的文化景观，以及当下这种格局和景观显露出来的新的动向和特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现择其要综述如下。

      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批判精神

      关于近年来国内文化思潮走向，一些与会学者提出，前一段国内“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出现，表明已形成了一种思潮，可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有学者指出，这种新保守主义起源于文化上的“恋母情结”，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不是回应现实的挑战，老是想回到母亲的怀抱中去寻找关怀，总是以一种孩子的心态，以一种毫无瑕疵的、充满光明感和光明境界的态度来谈论传统文化，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你已经长大，已经是大人了。也有学者谈到，每当一种变革来临时，中国文化界总会出现一种念旧、向后看的心态，特别是9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原本非常激进的知识分子，想倒回去，讲“告别革命”。新保守主义的特点是：⒈尚和；⒉非今；⒊从古。立足于回归古代、回归传统，希冀从传统中找出药方和出路。还有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与新儒家的兴起和支持分不开。海外新儒家身处异国他乡，文化认同上的危机感很强，因此新儒家大力提倡寻根，认同传统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国内也跟着大力鼓吹，让人不可思议。究竟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利弊如何？是应该深入分析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是退守，以传统为基点来看待文化却回避现实。实际上搞市场经济，就与传统文化中的主要东西相冲突。

      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儒家文化，对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不能扩大化。有学者谈到，新儒家是针对“五四”的“全盘西化”提出的，新儒家本身也比较复杂，各有主张。新儒家比较尊重传统，又能吸取西方，倡导东西方互相融合，旨在文化上的创造性转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学者认为，离开传统谈改革是不行的，新儒学的倡导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接触的西方文化很多，但是却提出新儒学，这说明传统是打不倒的。关键看你的侧重点在哪里。有些学者指出，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与当前社会现状相关，在当前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动荡时，才提出传统文化问题。这表明着文化人的困惑。中国知识分子100多年来，一直在探讨怎样铸造中国人的灵魂问题，80年代强调向西方学习，但西方的东西能否改造国民性是值得考虑的，甚至会带来严重负面作用。

      针对“新保守主义”，一些学者认为应提出一种“新批判”精神。新批判，既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华夏中心论的，而是立足于现实，看现实是什么要求。新批判应建立在对现实挑战回应的基础上，以真正的“五四”精神，即鲁迅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真精神为起点。中国从“五四”以来的启蒙变革并未结束，应该说至今仍处在变革之中。

      精英文化·世俗文化·文化冲突

      有学者指出，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琼瑶热、王朔热就是显证，但究竟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知识贬值等问题；世俗文化本身就包含人文精神，也在对大众进行启蒙；现今的大众，不是靠精英启蒙，而是从世俗中学会竞争。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开始分化，有走向传统文化的，有要求为学术而学术的，也有走向世俗的。有学者从民间文化出发，认为文化是分为不同层面的：有上层文化、下层文化，有官方文化、也有民间文化；与国内有些学者把不属于官方文化者都视为民间文化不同，我们说的民间文化是下层的民间的文化，介于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精英文化不属于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存在与升温，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暗合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有学者谈到，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包括影视文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东西；精英文化也应面向大众，参与到社会现实变革的进程中去。

      许多与会者都谈到，我国当前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相冲突相融合的社会转型期和文化变革期，各种文化思潮、观念、体系的冲突与交汇不可避免，应有一种开放性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建设多元的文化格局。有学者谈到，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应允许文化的多元并存，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而是中体西体，二体并用。有学者指出，各种文化都有优长和缺点，在经过100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应超越一元取向，从更高的视角上来看取中西文化。也有学者认为，从未来发展看，多元文化的合力，多元文化的交叉，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汇，高雅文化的普及等会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

      知识分子·价值重构·传统与现代。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文化形态，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如何呢？有学者指出，截止本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是不能真正地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要有真实的信念。有学者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总是理直气壮地提出方案，好像能为民族救助指明出路，但其本身是需要自我批判的，鲁迅之所以超过同时代其他人，就是他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精神，对以往所有的人性标准、人格精神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构，包括自己原来非常坚定的信念。如果只是以一种虚幻的传统理想来重建人文精神，是一种“白日梦”。有学者指出，价值重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现实选择，只能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重构；价值重构要立足现代，要有世界一体化的意识，同时也不能割断传统。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为什么总是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与西方的对立，这本身就是现代性不够；从近代开始有了这样的二元对立，本身就值得思考。有学者认为，我们处于一个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的时代，传统包括“五四”新文化传统都有一个重新梳理、重新建构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历史文本，是多义的而不是单义的。任何只从单一性来谈都是不合适的。阐释带有个人性，应有自己的建构。今天对“五四”新文化传统，既不能神化，也不能打倒，应以现代理性精神重新建构它，把过去被遮蔽的意义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