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李敬泽认为《繁花》深得《红楼梦》“能无限地实，但又能无限地虚”之精髓，《繁花》的思想底色是喧攘人生终归苍凉的虚无观么? 金宇澄：虚无是正能量，是对人生美好的珍惜。我们没有宗教，常常意识不到感恩知足，即使去庙堂，也祈求得到更多。基督教惟一好处是教人知足，“我”有衣穿、有饭吃，每晚感恩，平安度过这一天，已非常不易了，在这个世界，人是无奈的，能够活着，领略美好事物就是一种享受。生命的意义无关长短、空白、缺失或者丰富，在于是否懂得珍惜。 王琨：作为各个时代的亲历者，您透过《繁花》向读者展现了各个时代宏大背景里的细节部分，它有没有较为显著的时代标签? 金宇澄：我确实对各时代的特征感兴趣，上世纪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都有不同于其他时空的特征。九十年代政治动荡消退，就有了日常生活的本真。有人讲写九十年代的《繁花》，也就是游走于各式饭局而已，为什么不呢?九十年代这种中国饭局的社会风景，其实一直延续到了当下，一直吃到当下，有个小事就吃饭，中国就是这样的。社会进入相对平常的时代，也就重复小民的世相，是非常必然的存在，震荡回归于波澜不惊的日常风景里，陷入西美尔讲的丰富的大城市暧昧里，异常复杂，也极其的平庸的生活里面。 王琨：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当下，《繁花》横空出世，您希望它给文坛带来什么? 金宇澄：我是个老编辑，一直是希望作者注重观念方法，对日趋同质化的写作保持怀疑，找到一种自我的面貌。确实这样，我常给作者们建议，比如建立文本特殊性等等等等要求，重视方言、语言之类的话。去年碰见了湖南作家田耳，他说金老师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你也讲了那么多内容、形式要求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心里想什么?我说，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呢?他说，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嗨，金老师，你说了这么一大堆，那金老师你写一个让我瞧瞧?现在我看到《繁花》了，我无话可说。 这是否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编辑和作家，是两种人，作家是读经典，编辑是读普通来稿，对当下小说基本面应该更清楚。《繁花》确实是回应了这方面问题，很多不同的书写元素是刻意所为的，比如一般用惯的内心描写，我不用；我们接受西式小说影响一百年，对话和时空段落都习惯分行，我改用传统话本，一大块三千字以上，很多时空压在这大块文字内；我们早已习惯丰富的西式标点，我改用非常简单的逗号、句号，尝试这样写，不是要求大家都这么来做，是因为目前这种样式没人来做，我就可以做。艺术永远是排它的，需要我们独自的发现，独特的表达和立场。 王琨：八十年代，您小试牛刀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绩，之后断然中止创作，曾有过创作焦虑么? 金宇澄：80年代写了一些小说，当时非常希望越写越好，有个阶段天天待在家里，形容枯槁。邻居是一位老大夫，见了我大惊，警告我说再这样下去，身体肯定会出大问题。年青作者常会逼迫自己，向自己索要灵感，或者经历种种挤压，其实良性书写获取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并牵涉到写作方法等等问题，就是写你最熟悉的生活。通常所谓的焦虑，是写自己难以把控的内容，人不能逼自己写一个陌生的东西。 王琨：中国古典小说中您最推崇哪一部? 金宇澄：大概是《金瓶梅》。它的场景描写，丰富的市民气和画面，包括文学观念都另有一套。《繁花》无法效仿。其实《金瓶梅》和《海上花列传》我都没有从头看到尾，但作为中文的经典，也融化于我们的血液，是中国写作的某种源头，唯一会引起中文作者关注。 中国文学的根本是文言，“五四”切断文言，只留下白话，因此现在我们做不到兰陵笑笑生那么棒，他用的是文言基础的白话，文言的底子，非常中国。五四后就是文言被切断的白话了，加上西方翻译文本影响，形成所谓新文学。比较西方文学，他们没这种截断的历史，比如法文不存在截断文脉的传统——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等于对方身体健全，我们是截断的、半截子不对等的背景比较，三四十年代作家们还有文言的底子，现今此刻，中国韵味肯定越来越淡，现今80后90后作者某些稿件，全篇翻译腔也有了，中国韵味消失，产生的文学，永是在学习和矮化姿态，亦步亦趋的状态里写作，在永远学习中的“好学生”条件下，截断本土依托的条件之下，难以健全自身，历史决定了这样的局限。 王琨：《繁花》初稿之后，您在网上另有《老去的青年》残稿，如果继续下去，创作路线会跟《繁花》有怎样的不同? 金宇澄：是《繁花》做单行本阶段撂下的一个稿子，当时写得很嗨，结果因为修订《繁花》包括画插图等杂事干扰，就冷了下来，一直希望能安静下来写完它，在叙事和语言上会有趣些，多一些变化。 王琨：您在重要文学刊物担任文学编辑多年，如何看待当下的创作? 金宇澄：觉得和过去差不多，虽然纸媒面临困境，有种种的压力，文学杂志由于体制原因，仍然正常。我们的现状是文学出版社多，杂志多，作者多，中国特征，大量业余作者和译者，都和发表园地的宽裕有关，大量各个级差的低端杂志存在，形成低水平阅读和写作氛围，也就是说，再差的小说也可以发表，意味着也都有读者。观念和叙事的同质化现象，因此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