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同创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逼迫一个意欲有所作为的作家最终必须交出个人的文学方案和艺术答案。小说如何与现实相遇，尤其是如何与现实中的苦难、困境、极境相遇，如何表达由此而来的恓惶、无力乃至绝望，这些都深切关联着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之间的想象域和精神域。中国当代作家与现实相遇的面向和路径丰富多样，如莫言多年来以魔幻现实主义持续对现实提问和发难，阎连科残酷怪诞的现实想象被批评家冠名为“神实主义”，贾平凹的《带灯》开始尝试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呈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贯穿着寓言式现实表达的手法等等，阳关大道或是独木桥皆各有各的走法，其根本原因或在于当下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暧昧性和杂语性。现实成了小说家如鲠在喉的异物。现实自身提供不了确定与明晰，甚至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写作的难度和诱惑也由此产生。 一部作品如果能集中折射作家对现实发言的勇气和能力，能激发读者、批评者做出种种关于现实的比照、想象和言说，甚而拷问现实性的价值和意义，其文学担当的现实主义精神自不待言。新生代重要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篡改的命》可视为叩击现实厚壁的担当之作。小说进入现实、现实进入小说的草蛇灰线在这部作品中明暗闪烁，令人击节或扼腕。 一、“狭路”：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 乡村与城市这两大社会空间区隔作为《篡改的命》现实想象的基本架构，是小说中所有沉疴痼疾、问题纠葛的根源。毫无疑问，将乡村与城市做二元对峙式的矛盾性处理，意味着小说将走上一条与现实相遇的狭路。作家东西要在这条狭路上成勇者之胜，只能放弃其他迂回曲折的想象方式和某种调和折中式的想象路径。他选择了绝对化极端化的乡村对城市的想象：站在乡村遥望城市、从乡村出发奔进城市、城市是乡村的欲望与奢望、在城市的比照下乡村的破败贫穷更加一裸到底……如此，乡村在左、城市在右。这样的艺术冒险在多元文化语境里显得笨重、不聪明，尤其是在这个“滑行”与“骑墙”思维浑水摸鱼的时代。然而东西似乎不惮于艺术远行，他的艺术冒险精神在另外两部同样可以视为“绝对之作”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和《耳光响亮》中早已显得饱满夸张。《后悔录》中性压抑与性罪恶错综交织，而“后悔”是那个无法改变的绝对量。《耳光响亮》中成长与反成长相互拆解，“父亲镜像”的缺失始终是一个神秘的绝对。至于那部饱受赞誉的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艺术冒险的产物呢?他的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看似充满尝试性、可能性，但最终竟都走向绝对、极端的艺术境遇。《篡改的命》的艺术命运，别无选择。东西以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创作速度，再次执着地走向他的艺术绝对。 汪槐这一人物形象或许最集中体现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作家塑造他时下笔极重，用力也狠。农民汪槐的城市想象比村里其他任何人都来得强烈急迫，虽然和刘白条、王东、张鲜花等村民一样在乡间苦挣苦熬，但他那遥望城市的孤独姿态将他和一般村民区别开来了。“汪槐每天都坐在轮椅上朝拗口遥望”，遥望的目标遥远而明确——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他的“乡村/城市观”始终坚定不移。他认定贫瘠落后的乡村是一个“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鬼地方”，所以对儿子汪长尺的激励是“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输了，输在起跑线上”①。青年时代的汪槐曾经参加县城里的招工考试被人冒名顶替，这个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使他对城市的念念在兹更晕染上了一层酸楚痛切的灰色情绪。随着现实生活的残酷加剧，汪槐的城市执念一步步走向绝对。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儿子争取上大学名额而到县教育局以跳楼相逼的他，摔断双腿后失去劳动能力，乡村已无法为他提供生存依据和保障。“这地方粮食不值钱，牲畜不值钱，连人也是跳楼价，老子一分钟也不想待了。”②他对着乡村发了一辈子牢骚，终于做出惊人选择，到城市去讨钱当乞丐。原本不愿离开乡村的妻子刘双菊被他一番城乡对比的大道理教训“洗脑”后，跟随他一起来到城市。但面对儿子汪长尺犹如站在道德法庭上的痛心质疑，汪槐和刘双菊放下金钱的考量，在“农民的收入不一定比乞丐高”与“做农民比做乞丐好听”之间选择了身份的尊严。③ 从小说叙事的历史时间看，农民汪槐的城市想象源起于城市现代性构建之初，而随着现代性全面作用于城市肌体，并由此影响到乡村的命运，不同发展阶段农民进入城市的种种体面方式都没有逃出汪槐的锐利观察。从最早的闹革命式进城，中经招工考试进城，再到晚近的高考转干式进城，汪槐的乡村/城市生存领悟和观察看似简单粗糙却不失深刻。这些人生领悟被他当成重要的人生观、命运观灌输传递给儿子汪长尺，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儿子的城市想象。城市成为汪家父子两代人的梦想起点和目的地。小说临近尾声，成了魔公的汪槐为儿子的亡魂超度，在他带领全村人一起决绝地催促指引下，汪长尺的灵魂果然“到城里”投胎成功。这是小说唯一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也是小说中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到达顶峰的一刻。 小说与现实相遇的狭路上，东西的身影并不孤独。鲁迅、老舍、路遥、莫言等现当代作家都曾在这条狭路上作过尝试和努力。鲁迅擅长机智戏谑地想象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现实关系，《阿Q正传》中通过乡下人阿Q进城撞见革命的悲喜剧及至他返乡后从语言到心理都来了一番“城市化”的革新，深刻揭示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在城市面前的进退失据和弱势窘迫。老舍的《骆驼祥子》干脆将老实正派的乡下青年祥子放到城市这个几乎集所有罪恶的实验场中，用一个好人变坏的道德悲剧和穷人无路可走的命运悲剧完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批判。比较起来，鲁迅比老舍的乡村视点运用更直接显豁，并一直警示般地贯穿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对老舍而言，乡村成了人物祥子的一个身份背景或是命运提醒，但其观察的锐利和韧性并不输给鲁迅。当代作家中路遥应是这条狭路上的先行者。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盘根错节地铺陈着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肌理。《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进城故事可视为汪长尺的命运前传，他们都在城市与乡村的博弈中质疑、完成着属己的城市想象。如果说高加林的城市想象侧重于城市如何满足主体的精神需求，他试图在城市建构起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那么汪长尺的城市想象侧重于城市如何满足主体的物质欲求，他拼命地为小家庭的温饱幸福洒下汗水。两个乡村青年在通往城市的逼仄小道上皆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