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杂志一直被视为先锋派文学的重要阵地，花城杂志、花城出版社培育和塑造了北村、吕新等先锋文学作家。2016年，《花城》杂志刊发了吕新的《下弦月》和北村的《安慰书》，①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且重版了他们的代表作《抚摸》和《施洗的河》。围绕两书，分别有了11月21日北师大的研讨会，即“‘先锋的旧爱与新欢’——《下弦月》《安慰书》北京首发式暨研讨会”成功举办；而南京系列活动，则包括11月25日的先锋对谈和11月27日南京师大的研讨会和先锋书店读者见面会。在近两年以“先锋文学30年”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大多是以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先锋文学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话题和研究对象，被探讨、被追溯、被缅怀，等等，而《花城》杂志和花城出版社刊发、出版两位代表性先锋作家的新作，可以说是别立新声的，无怪乎有人会说“吕新、北村的新作问世，更像是一种提问和质疑：重提先锋，意欲何为”?② 20世纪80年代是20世纪文学史上第二次的引入西方文艺思潮的高峰时段，其中就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了意识流手法，以刘索拉、徐星两个中篇为代表的“现代派”和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人的“寻根文学”为代表，令1985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的标志年份。不同的学者批评家，对先锋派文学，有不尽相同的命名和指认，甚至开出的作家名单也不尽相同：陈晓明认为，“得到更大范围认同的先锋派文学是指马原之后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后来加上潘军和吕新”；③南帆也直言，“我愿意对‘先锋文学’的团队构成表示某种好奇。通常，批评家开出的名单包括这些骨干分子：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或者北村出镜的频率似乎稍稍低了一些，尽管他们的某些探索可能更为激进。另一些批评家或许还会在这份名单之后增加第二梯队，例如吕新，韩东，李洱，西飏，李冯，潘军，如此等等”；④张清华则认为单就小说而言的“狭义的先锋文学”，“是指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崛起的两波小说运动”，前者是“新潮小说”与“寻根小说”的结合体，后者是“先锋派”和“新写实”的双胞胎，在他看来，“这个小说思潮或者运动大致是从1985年到1990年代中期，大约持续了将近10年时间”。⑤虽然大家的指认稍有出入，但先锋派文学的命名是共识，而且其文学经验一直留存到了今天。单纯地以先锋派集体叛逃、江郎才尽、先锋文学骤然休克，来宣布“先锋文学”作为文学史喧闹的一页骤然翻过，似乎稍嫌草率了一些。且不说先锋派几乎是直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新世纪以来，当年的先锋作家，皆有新作问世，苏童的《河岸》《黄雀记》，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虽已经不是先锋小说，却在提示我们，先锋文学经验在今天是否还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种方式在继续生长和变异?有研究者甚至从年轻一代作家已经对文本试验、对挑战既定的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不太感兴趣时候，反而是“50后”作家比如贾平凹、莫言等人，如何在历史意识、现实感和文本结构、叙述方面不断越界，寻求把传统小说与戏剧经验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经验混合一体的方法，藉以来探究主流文学中看似常态化的文学经验，其实就包含了先锋意识；⑥甚至通过莫言发表在《收获》2003年第5期的一个短篇小说《木匠和狗》，通过“歪拧”的乡村自然史来考察中国现代主义的在地性问题。⑦ 的确，先锋不分先后，先锋也不分年龄，正当陈晓明等研究者担心先锋老龄化的现状时，新书腰封上赫然印着“归来依然是少年”“先锋作家最新力作”的《下弦月》和“先锋作家北村沉寂十年之作”的《安慰书》，的确给人以震撼，把“重提先锋”的问题，又再度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让“重提”远远超越了对先锋文学的纪念层面，直接向我们提供了先锋作家新作、转型之作的新鲜的文本、文学样本，让我们去思考先锋文学经验在新世纪、在当下的合法性、在地性问题，思考先锋文学作家的转型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和理解?先锋文学经验生长和变异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还有多少并且路径在哪里?《下弦月》书写的还是一段过去的历史，“献给那片不长水果的苦寒之地以及那些随风远去了的岁月”；北村的《安慰书》却是直接把笔触投向了先锋作家本最不擅长的现实题材——现实事件与现实生活故事的叙事，难上加难的是，题材来源竟然是新闻事件，怎样处理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让现实在作家心灵之光照耀过之后，能够比那些拘泥于写实的小说更加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与抽象能力。小说叙事方面，已经不是早期的那种先锋姿态——对现实主义规范全面僭越之后的朝着形式主义的方向越界，小说既讲究了小说的可读性、小说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可信度，又在叙事方面颇费心机。故事与话语，情节与叙事里面蕴含了作者太多的心思与玄机：叙述的角度，叙事的距离，小说情节在悬念中推理式前进，随意赋形的叙事，多个人物的转换型限制叙事……所有这些，都是先锋作家在当下转型当中所作的一种艺术探索，这其中，可能就有着先锋作家乃至中国当代文学重构本土与传统、与世界文学经验关系的努力，《安慰书》中的那些叙事的关节和技巧处理方式，已经不是早期先锋派那种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北村对叙事的讲究和叙述方法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研究者对中国当代小说还远未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的忧虑当中，《安慰书》从小说叙事和文本内部，通过作家自觉与自主的叙事探索，显示当代小说内化重构的深度和可能性。先锋派作为一个派，已经无法在当代文化中存在，但先锋作为一种精神和意识，依然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中。《安慰书》中对于人的主观心理感觉的强调，感觉的象征化、具象化，善与恶的对峙以及恶导致的赎罪、悔罪而恶本身并无法被宗教式救赎和解脱的主线，也无不说明先锋作为一种精神和意识，隐藏在了小说看似已趋常规化和常态化的叙述当中，这无疑是北村先锋文学姿态的一种自觉保留，并显示了作家一种能力，能够在当前的汉语文学写作中开辟和拓展出一条先锋派作家顽强生存的路径。“直至今天，开辟汉语文学的可能性还是需要先锋精神”。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