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返回上海，开始投身写作。从1943年1月开始，她连续在英文月刊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发表了颇具分量的三篇文化随笔：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①，Still Alive②，Demons and Fairies③。主编Klaus Mehnert对这三篇文章很欣赏，每一篇都专门写了按语加以推荐。后来，张爱玲将这三篇随笔改写为中文，分别为《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④。不过，为《二十世纪》撰稿就定格在1943年，第二年开始张爱玲就专心致力于中文写作了，再操英文则是1952年她返港之后的事。她后来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依然有着浓厚的知识兴趣，但写作风格和这三篇文章有了很大不同。这三篇随笔具有鲜明的民俗学、宗教学和人类学印记，显示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不同寻常的成熟、睿智和机敏。为何张爱玲一出手就能够站在学力和判断力的高处分花拂柳、言笑晏晏，对于凡诸服饰、戏曲和宗教这些专门学问都能够娓娓道来?其实，这里隐藏着张爱玲与老师许地山之间一场别开生面的隔时空对话。 一、《更衣记》与许地山的服饰史研究 (一)取法 《更衣记》发表于1943年第36期《古今》半月刊，是张爱玲对自己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的自译和改写。有论者指出《更衣记》和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之间的亲缘关系。⑤许地山对服装很有研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他还搜集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和各种照片，计划写一本《中国服装史》。⑥服装史虽然没写成，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连载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有两万多字、82张图像，已经颇具规模。许文共上下两部分，分八次连载⑦。“上”包括前言、“公服”“礼服”，“下”主要谈“常服”，又分为“衣裙”“头面”和“手足”三节。 《更衣记》和许文的确有很多暗合，尤其是英文散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和许文的“常服”部分看起来更是不无亲缘关系。这里就张爱玲先出的英文随笔和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做一对比。第一，张文和许文都是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服饰变迁历史。第二，两者主要内容都是从清朝到民国的女装之变迁。张文的标题虽然没有将谈论对象限定在女装，但内容并不包含男装，改写后的《更衣记》才在结尾部分增加了对男装的评述。第三，许文认为有清一代妇女的服装样式长期不变，直到民国才有了大的改变，张文也突出这一观点。第四，许文提到清代特别限定了奴仆、优伶、皂隶对“皮毛”的使用权利，张文则专门列出了“毛皮的规则”一节。第五，许文不仅研究女装，也涉及与服装关系密切的“头面”“手足”，“头面”部分对发髻样式做了细致考察，张文则专门分两节来讲述头发样式和女帽。 张爱玲在港大读书的时候，许地山正是主掌文学院的主任教授。《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发表在1935年，不能确定张爱玲当年是否读过。不过，1939年11月10日，许地山曾在香港“中英文化协会”做过一场名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的演讲，第二天《星岛日报》发表了演讲稿。当时，张爱玲已经进入港大读书。1941年8月，许地山逝世，此时张爱玲已经在港大读了两年，上过一年许地山的课，她对许地山的中国服装史研究应该有所了解。这就不难说明两人写服饰的文章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 张爱玲的散文富于知性趣味，除了服饰，还专门谈论过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京戏(《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取名(《必也正名乎》)、音乐(《谈音乐》)、绘画(《忘不了的画》)、舞蹈(《谈跳舞》)，后期散文还涉及人种学(《谈看书》)和饮食(《谈吃与画饼充饥》)。她的散文不仅机敏风趣，而且颇有考究精神。许地山一向倡导研究“衣食住行卫”诸种知识，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博学专研。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算得上承续乃师。众所周知，许地山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作家，还有一重学者的身份。他1935年到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教的时候，是港大有史以来第二个任教授职位的中国人⑧。他兴趣广泛，好友老舍说，“除各种宗教的研究而外，他还研究人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他认识古代钱币，能鉴别古画，学过梵文与巴利文。”⑨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张爱玲对许地山有所取法的话，不仅有对前辈学问文章的具体借鉴，更有其独特的视野。 (二)对话 对比《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和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除了上述相似之处，更多的还是不同。若说张爱玲的文化随笔受到许地山的影响则可，若说其散文意趣接近许地山的思想与方法则不可。细读之下，在很多方面，张文对许文隐隐构成一种反驳、一场对话。 首先，如何评价清代女装一直比较稳定，而自清末开始服饰变更变得非常频繁。 许文主要从服饰和制度、经济、外来影响等角度说明服饰变与不变的原因。他认为，从清代到民国的服装变迁，“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底改变却是因为时髦。”“衣服底形式所以屡次变迁都系在装饰的趣味上”，而这趣味“含有很重的两性要素”。文中看似对于“时髦”并没有做评判，然而细究起来，其实是不认可的。许地山对服饰的关注由来已久，他在1920年就写过一篇《女子底服饰》，主要从进步、平等、审美的角度入手辨析。首先，从进步的角度来看，女子服饰近于原人，多穿裙装是古代没有缝裤的方法而遗留下来的，用饰品则是历史上将女子当奴隶的记号，留长发也是古代人用头发做垫子以便于头上顶重物。其次，从平等的角度来看，女子穿群装和留发不利用工作，也就不利用获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最后，从审美的角度看，突出女性特征的女子服饰往往和色情有关，装束妖冶更是离不开“当自己做玩具底倾向”。这里，文章灌注了极为鲜明的启蒙思想，许地山提出，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女子服饰要改变，“非得先和男子底服装一样不可”，“若是女子能够做某件事业，就当和做那事业底男子底服饰一样”。⑩联系前后两文，许地山对于衣服变迁之“时髦”显见得是持否定态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