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中国学的引入，学界逐渐发现了《骆驼祥子》(以下简称《骆》)有着更多的阐释路径。无论是精神分析加新批评①、“煽情悲喜剧/闹剧”模式②或“‘经济人’的溃败”模式③，都是重新解读《骆》的范本。对这部经典的认识，也逐渐因摆脱传统社会/政治批评的路径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本文在与学界前贤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资源，对这一重要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具体而言，即从小说“反成长”的情节模式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逐步揭示小说叙事结构如何决定于作家对“罪”的观念的思考，而后者与神学/哲学的自由意志论的内在联系，又如何使“个人主义”在老舍的语境中生发为一个极富张力的概念。 一个不难发现却长期未被重视的现象是：由于与主人公的心智变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骆》或许可以被视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参照狄尔泰关于这类小说的著名定义，《骆》完全可以归入这一小说类型④，而按照格里高利·卡斯托的分类，《骆》更接近于19世纪流行的、以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幻灭》为代表的成长小说，主题是讲述外省青年在资本主义城市中奋斗—幻灭的历史。这类成长小说与古典成长小说不同的是，抛弃了理想结局而选择人物的注定失败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小说是“反”成长的。《骆》的“反成长”主题很明显，因为这部小说不是表现人的潜能如何在社会中得到实现，而是表现一个强有力的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妥协、溃败。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尽管事业上经历了小说家有意设计的“三起三落”，但祥子从刚入都市的纯真少年，最后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却并不出人意料，而是呈现出一条相当稳定的下滑线。在情节结构上，这也相当吻合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老舍表现其“逆向成长”的意图，通过小说的几个重要节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失去洋车、与虎妞发生性关系并结婚、与夏太太有染、得知小福子死去、出卖阮明。如果读者能注意到，在这些重要的人生转捩点上，老舍都以全知视角对祥子的内心活动进行充分描述，就会对小说家的主观意图有更清晰的领会：他过于强烈地想让读者了解祥子的思想和精神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至于忽视了这种全知视角的讲述在具有引导性和确定性的同时，其实有伤于小说的真实性⑥。 与狄尔泰描绘的青年相似，老舍笔下的祥子在故事的起点也显得幸福美好。不过，与古典成长小说中那些存在种种不足而有待成长的主人公不同，从故事一开始，祥子就已经接近于希腊英雄式的完人：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高很大，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⑦ 更重要的是，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已经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了相当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并且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优良素质，这更像是古典成长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的状态，而在《骆》中，祥子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很快，祥子便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买到第一辆车。他把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人生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如果情节按照祥子自己设想的那样发展，通过劳动继续攒钱买车，小说无疑将成为一篇农民进城发家致富的庸俗故事，而绝不会是一部深刻的经典之作。小说家必须让主人公经受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将从祥子购得洋车、志得意满的人生状态开始逐渐向下滑行。通过充满偶然因素的情节设计，老舍让祥子失去他的爱车，并让其圆满完整的灵肉结构产生了第一丝裂缝：他从乱兵中逃出，“带走”三匹骆驼。当然，按照叙述者的看法，“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因此，祥子的行为并不算偷窃，但在众人眼中，却是“发了邪财”，而一向健壮的祥子，也在卖掉骆驼后病倒了三天。 在洋车第一次得而复失之后，祥子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不肯和老弱残兵抢座的他，现在“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因此，“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不过，对于祥子来说，最重要的成长体验无疑是与虎妞的关系。当祥子看到夜灯下略施粉黛的虎妞时，“觉得非常的奇怪”，出现了“慌乱”、“不好意思”、“茫然”、“发乱”、“苦恼”等以往从未有过的心理体验，他第一次喝了酒，并在酒精的帮助下有了全新的人生体验： 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 祥子不仅在肉体上经验了从未有过的快乐，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初次感受到男性的“威严与力气”。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个被虎妞雇佣的车夫、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但在这晚的性关系中，他们的关系颠倒过来。小说中那段极为优美而精彩的隐喻性描写，几乎就是祥子从男孩变为男人的胜利宣言。不过，就在这重要的成长环节之后，他的道德与身体的堤坝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裂缝——他的“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更糟糕的是，他觉得“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意识到自己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而且，这件事如同“心中的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事实上，祥子与虎妞的性关系对于祥子的堕落确实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此之后，他成为一个道德上的不洁之人，并开始接受一些他以往所排斥的观念。他开始怀疑拉车这件事的神圣性，质疑自己的理想和处世原则：“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他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成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像个旧的，又像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不仅在精神上，婚姻使他的身体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淋了一场暴雨之后，祥子得了一场缠绵日久的大病，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祥子终于收获了象征成熟的“皱纹”，但这种成熟又恰恰来自于肉身的溃败，这一细节深具反讽意味。在与夏太太偷欢之后，祥子又染上了严重的性病，而对于这样以往“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祥子现在可以“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而那些前辈则慷慨地向他传授宝贵的人生经验。如小说家所愿，他终于成为无数普通车夫中的一个，完成了从英雄到凡人的“反成长”过程。小说明白地告诉读者：“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如同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祥子“从青年时的理想和幻想转变到成熟时的清醒和实用主义”⑧，只不过这里的清醒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