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衍改编鲁迅小说并经由导演桑弧拍摄《祝福》至今，这部电影的影响60年长盛不衰①，而关于改编成功与否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电影上映之初，基本上得到了全面肯定，偶有不同的声音。30年以后，借助后见之明，学界逐渐加强对夏衍改编中意识形态立场的质疑。时至今日，虽然对这种立场偏见的认识几成学界共识，但总体上仍然肯定电影的成功，而只在一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夏衍的改编。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改变了原小说的叙述者、扩充了祥林嫂第二次婚姻的生活细节、增加了祥林嫂最后砍门槛的场景。其实，这些意见从电影展映之初就存在，并无特别新意，而且夏衍很早就有所提及并准备了相关的答复。 改编工作一开始，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鲁迅先生是否要在影片中出现?……除此之外，改编时变动得较大、也就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计有三处。这就是第一、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依旧受到鲁家的歧视，再度被打发出来，在这之后改编本加了一场戏，就是祥林嫂疯狂似地奔到土地庙去砍掉了用她汗血钱捐献了的门槛；第二、祥林嫂被“抢亲”之后，从反抗到和贺老六和解的那一描写，原作是在祥林嫂和柳妈的谈话中带到的，理由是“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我把它改写为由于祥林嫂从笨拙而善良的贺老六对她的态度中，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第三问题较小，就是原作从贺老六之死到阿毛的被狼衔走，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在改编本之中，我把这两件事情紧接地写在一起了。② 夏衍随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在当时)看起来颇有道理。而文学界与电影界至今还是认为《祝福》的改编(至少主要)是成功的，却看不到夏衍对鲁迅小说《祝福》彻底、全方位的改与编，这可能比祥林嫂的悲剧还更加具有悲剧性。那将意味着，很可能依然如祥林嫂一样，我们至今在重复着同一个悲剧。 这首先需要更加仔细看看夏衍究竟如何改编鲁迅小说。事实上，从根本上的血缘身份，到过程中的剥削压迫，以至最后的觉悟反抗，夏衍构建了一个完备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完全彻底而不是细枝末节地改变了鲁迅的小说，并因此参与到对鲁迅本人的重新塑形之中。 电影中最能体现改编者血缘身份意识的，是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一个是祥林嫂的小叔子阿根，另一个是鲁四老爷的儿子牛倌。电影中，好心的小叔子阿根偷偷将母亲密谋卖掉祥林嫂的消息透露给她，最终得以成全祥林嫂逃出陷阱。而小说中，卫老婆子在跟四婶聊天中说到祥林嫂被逼成婚的情形，清楚地交代了这个小叔子的行为：“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③通过改编，小叔子从抢亲逼婚的“使劲”逆转成通风报信的善良。这背后的依据无疑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血缘论或者说家庭出身/成分论，小叔子可以从小说中转向电影中的形象，得益于他身处一个贫困家庭；同样的理论在鲁四老爷的儿子牛倌身上再演了一遍。电影中最初的牛倌是个善良的孩子，他教祥林嫂画押，从她那里学习点放爆竹，其乐融融。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牛倌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形象，他厌弃祥林嫂的阿毛故事、斥责动作缓慢的祥林嫂、骄傲地帮助其他小孩点放祝福的爆竹而忘记了这种本事恰恰是从祥林嫂那里学来的——此时的祥林嫂正在鲁镇年底的风雪中乞讨并走向死亡。这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但他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成长方向，阿根向上，而牛倌向下。牛倌的变化，当然还揭示了更古老的箴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而最根本之处在于，他生在一个“不教”或者实施错误教法的罪恶家庭，那是一个跟阿根完全不一样的地主家庭。回到1950年代的语境，从年龄上说，阿根和牛倌都是祖国的未来，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但由于血缘、家庭出身/成分的不同，结果出现巨大的差异。阿根注定要向上，而牛倌只能向下。 小说中四叔家至多也就是鲁镇上的殷实人家，祥林嫂不在时，四婶也自己煮饭，儿子阿牛烧火、摆放祝福的供桌。四叔一家人对待祥林嫂也并非穷凶极恶。因为寡妇的身份，四叔虽然一开始并不主张雇佣祥林嫂，但也不过就是“皱了皱眉”而已；而当祥林嫂失掉阿毛再次走投无路回到鲁镇，四叔也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捐门槛而仍不准参与祭祀之后，祥林嫂“直是一个木偶人”，在这种情况下，四叔四婶也并未有特别恶劣的举动和言行：“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但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电影中鲁四老爷一家都被放大到阶级敌人的一边。他一开始就催问交租的情形并恶狠狠地骂交不起租的农民为穷鬼；祥林嫂捐门槛之后更是恶狠狠地骂祥林嫂：“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小说中四叔四婶没有克扣祥林嫂一分工钱，但电影中却硬生生扣下祥林嫂一个月工钱。这样，阶级阵营明了，阶级压迫与剥削也变得赤裸裸清晰可见：夏衍为祥林嫂之冤找到了头，债找到了主。 电影中关于贺老六的塑造更是把这种剥削和压迫推向了极端。贺老六与贺老大在七老爷处借高利贷按手印的场景，无疑是要跟杨白劳与黄世仁之间的关系构成互文式的阐发。而其时名噪一时的《白毛女》要阐明的无非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呈现出新旧社会人鬼之变的主旨。也正是因为这不断加重的高利贷——也许是夏衍能够想到并解释贺老六和祥林嫂一家三口为何不能自立的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具备说服力的理由——使得贺老六在给七老爷干活时受伤，伤而不愈，最终死于逼债。改编者为了自圆其说，经过一大圈情节合理的逻辑演绎与阐释，却抵不过鲁迅小说中短短的几句话或者其中的一个词语：“……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 从“伤寒”这两个明明白白的字眼儿，夏衍衍生出高利贷、按手印、打工受伤、拉纤、逼债、含恨而死等等情节，而在祥林嫂时代，伤寒已经足够要命。更要命的是，改编者绞尽脑汁却似乎忘了小说的作者鲁迅曾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这个简单的事实。同样的情形，柳妈怀着无比遗憾追问祥林嫂何以再嫁贺老六：“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祥林嫂的回答是：“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电影中，夏衍在这里碰到了麻烦：“我认为用‘力气大’来解决问题不仅银幕上不好表现，容易流于庸俗，同时也可能会伤害到贺老六这个朴质而又善良的猎户的性格。”④这当然源自革命理论的设定：贫苦之人都质朴善良。恰恰经过夏衍对这个难题的“解决”，小说读者才能够真正意识到，鲁迅这个环节的写作很黄很暴力，但却很真很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