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 遗作 我知道，在这里，我们绕了一个太大、太大的弯子。在这个弯子里，我们甚至就没有提到过顾颉刚的名字，并且它讨论的也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鲁迅和顾颉刚这两个学者的学术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认为，这个弯子我们又是不能不绕的，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弯子中所叙述的一切，才使鲁迅和顾颉刚这两个中国现代学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并且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为止，彼此都没有从原来的出发点上后退一步，也将彼此的差异和矛盾关系保留到现在。实际上，当鲁迅和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相遇而成为同事的时候，鲁迅是因为认定顾颉刚是属于现代评论派的一员而始终没有对他产生过好感的，而顾颉刚则因为他曾向陈西滢提供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颗“炮弹”、参与了现代评论派因女师大风潮和“3·18惨案”这两个历史事件而与鲁迅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笔战才始终担心着鲁迅的报复而与鲁迅摩擦不断、衔恨终生的。所以，离开女师大事件和“3·18惨案”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鲁迅和顾颉刚这两个中国现代学术大师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意义，甚至也无法理清整个中国现当代学术史内部的种种复杂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得回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落潮之后的“精英战略”上去。如前所述，胡适当时之所以转到“精英战略”上去，仍然是为了发展中国现代文化、现代学术。这在胡适这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我们像胡适那样注意到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它们之所以“先进”，之所以“发达”，又有哪些不是西方那些精英知识分子、那些社会精英创造的呢?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贫穷，之所以“事事不如人”，不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特别是美国那样一些精英知识分子、那样一些社会精英吗?不就是因为中国教育的落后吗?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仍是我们学院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主要思路。但是，当胡适在这样一个思路上将当时一批英美派精英知识分子集合在自己的身边并形成了纵横当时文坛的现代评论派的时候，它却有了与胡适的思路未必完全相同的异样的发展：在中国，它迅速实现了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并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权力话语。这个过程，我们在女师大事件和“3·18惨案”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思想论争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不是从平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与西方文化有着同样悠久、甚至更加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文化在中国社会上与西方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文化在西方社会上有着同样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有着更加崇高的社会地位。这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对中国“旧文化”的反叛过程同中国“新文化”对中国“旧文化”的接班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而不论是中国“旧文化”还是中国“新文化”，都有可能仅仅具有权力话语的性质，而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必然的顺应性的联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使那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官僚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无用”，越来越知道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上具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地位而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发展现代教育。科举制度的废除，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竞争中的落败和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与西化派中国知识分子竞争中的话语权力的丧失。从那时至今的中国社会，不论我们在口头上做出怎样左右逢源的表达，但在事实上，那些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而只有满腹儒家经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教育界再也不可能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即使在军界、政界和商界这种统治权力也早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社会文化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但这个社会文化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则有可能仅仅是在新旧两派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不过是在这些社会权力关系之外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一个独立发展的社会空间，而不再仅仅是新旧两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夺权运动。杨荫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便直接被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实际就是当时那些新派知识分子早已登上了国家教育权力宝座的证明。在这时，杨荫榆早已不再是在封建家庭中受丈夫虐待的“小媳妇”，而成了一个“知识精英”；并且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知识精英”，同时还拥有了“政治的权力”，成了一个教育界的“官员”。 但是，当我们说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是社会精英们创造的时候，是与这些社会精英所从事的各项社会事业以及这些事业的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说爱迪生是美国的一个“社会精英”的时候，我们说的实际是他用他的发明改变了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当我们说杜威是美国的一个“社会精英”的时候，我们说的实际是他用自己的哲学影响了美国人思维方式的转变，影响了美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但是，直至现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英”，却更是一种身份：杨荫榆之所以被我们视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只是因为她是留学美国、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与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任上的教育业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上所述，胡适的这种“精英战略”，在开始，是在与李大钊、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所实际贯彻的“工农战略”的区别中建立起来的，尽管这种“工农战略”所提出的工农大众在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地位的问题是在人类历史上永难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但它到底将工农群众纳入到了自己的社会视野之中，而胡适的“精英战略”则是将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从最广大社会群众的联系中抽离出来的方式，似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只能等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和努力，他们的盲目的、不规范的、不明智的甚至暴烈的行动只能从根本上毁灭这个世界，而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在胡适的“精英战略”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工农战略”分道扬镳的时候，鲁迅似乎是走了一个“中间路线”，他并没有沿着李大钊所选择的“俄国人的路”而走上政治革命实践的道路，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被现代评论派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孤立起来的命运，因为他在女师大事件中选择了支持反对杨荫榆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显然不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而现代评论派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支持杨荫榆。因为杨荫榆在他们的眼里，则显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学问”和“人品”上都比那些“闹事”的学生更加“优秀”的人。但不难看到，这同时也选择了与权力的结合，因为那些“闹事”的学生恰恰是没有权力的，或者正因为没有权力才“闹事”，而杨荫榆则是拥有权力的，或者正因为有了权力才不再“闹事”(她在自己的封建婚姻中曾经是一个“闹过事”的人，因为那时她还没有自己自主的权利)。必须看到，这种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直接结合的形式，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实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与五四新文化有蝉联关系但又性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在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的“精英战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精英”与“精英”直接联合的形式，而这种“精英”与“精英”直接联合的形式，恰恰就是文化上层(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与政治上层(国家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结合的形式。因为相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学业、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因而也还不拥有任何一种实际的社会权力的青年学生和其他更广大的中下层社会成员，杨荫榆是一个“社会精英”，章士钊更是一个“社会精英”，而段祺瑞也不能认为不是一个“社会精英”。不论就其“学问”和“人品”，至少在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看来，都是较之那些不守规矩的青年学生为优的。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些更加典型的有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经历的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正是通过对“社会精英”的重视而实现了与社会政治权力的结合并将自己的话语提高到一种权力话语的高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