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准用“新保守主义”来概括新儒家、国学热、后现代，以及否定“五四”革命传统的种种倾向是否确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企图从当下的文化现状“返回”到传统，这种返回的精神冲动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浪漫主义，在社会理想上表现为乌托邦式的，在文化选择上就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张炜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喜欢用“守护”、“看管”之类的词，我觉得这倒是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精义。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守”：个人以传统为“精神家园”，沉迷于其中作文化自慰，以养吾浩然之气，以避世全身，是一种“守”；在人们心中培植起深固的传统观念，不使它“失落”，不使它从人们精神上流失，是一种“守”；给传统以“创造性转换”，犹如古建筑的重新修整或饰现代建筑以一派古风犹存的模样，也是一种“守”；弘扬传统的博大精深，以中华文化足可拯救世界自诩，还是一种“守”。以结果而论，“守”，既可能“守”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也可能“守”出文化自恋主义、文化改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乃至文化霸权主义。 “守”是当前这股思想文化思潮的核心，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的“守”，怡情养性也好，感时伤世也好，青灯皓首作学问也好，弄笔雕虫混饭吃也好，总要守住点本钱再图其他。问题在于怎么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地都想起了“守传统”？ 想到“守”总是起于“失”，或者说起于“失落”的忧虑。文学上由“失”而想到“守”大约可以“寻根文学”为代表了；来自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它更加理论化，而且以反思历史的方式出现。这当中一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林毓生对“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批判引出的另一面就是“守传统主义”；其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现代化的反思，这其中又糅合进一些西方或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化的批判，史华慈、艾恺、列文森、傅乐诗，以及金耀基、余英时、杜维明、殷海光、成中英、钱穆等人的著述和观点大量地介绍进来，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守传统主义”的立场。进入90年代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缘故，失落感更是强烈了，也反激起更强烈的“守”的意向，如“守住”人文精神、“守住”学术、“守住”母语等等。在这一片“守”声中，还有的援引了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或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不管所“守”的东西有什么细微的或明显的差异，当“守”一旦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仅形成一股思想文化思潮，而且有点文化态势甚至文化战略的味道，不管它叫做“重构”还是“弘扬”，其隐含的目标是实现话语权力或话语解释权的再分配。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实在是至理名言。当今在文化价值选择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似乎会重演3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虽然今天的新保守主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当年的文化守成论者，但是却有一个极为相似的做法：把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照搬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现代性进行批判，这其中又掺杂了自己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诸多不满或反感情绪，于是又不免模糊或曲解了西方人的反思和批判。今天的新保守主义在知识和文化视野上并不封闭，吸收海外对“五四”或现代性的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鼓吹就是一例。每当他们援引西方学者的论述时，我总觉得这里隐藏着两个极为简单的逻辑支撑点：西方人都说西方不好，你还说好？西方人都说中国好，你还说不好？！这类逻辑反诘很厉害，它足以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无意识升华为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按照艾恺和其他西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说法，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非保守和非传统的现代化所发生的一种全球性的反应，如果说现代化不等于完善化的话，新保守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当然包含着诸多合理的因素。问题在于，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程度究竟是极为低下还是渐趋腐熟？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究竟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相反？阻遏着、拖拽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究竟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所能简单回答的，但若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判定，我们就无法作出一种基本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或文化情境中批判现代性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世界，我总觉得有种反讽的意味。说得偏激一点，新保守主义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确实构成了最大的文化反讽，正如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推广减肥一样。且不说新保守主义自身的正误得失，起码在当下的“语境”压力下它变得相当滑稽可笑，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把西方或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希冀和颂扬搬到中国来是种时空误置。地球是个圆的，一直往前走就会回到出发时的那个原点。但是站在这个原点上不挪步，或者刚刚迈出几步就返回原点，与走一圈又来到这个原点，其内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重同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重，就存在着类似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