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7)01-0052-08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声音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热烈关注。其中又以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为代表，因其涉猎广泛，观点新颖，视角独特，问题意识鲜明，在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1]。王德威的一些观点如：“想象中国的方法”“小说中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广为学界所熟识。“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重整汉语文学谱系，二是着重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三是理论穿透与文本解读的完美融合。”[2]本文拟就相关的资料[3]，从“抒情传统”的视野出发，探察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理路，辨析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向及其限度。 一、作为“认识装置”的“抒情传统” 要深入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路径，有必要先对“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进行简要的探析。 学界一般认为，“抒情传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海外华人学者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而谋求的学术建构或文学想象[4]。20世纪50、60年代，在国际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形势中，美国华人学者陈世骧(1912-1971)最早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指出：“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荣耀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5]陈世骧甚至把“中国抒情传统”上升为“中国抒情道统”。相对于西方的“史诗”，中国文学的特质主要表现在“抒情”方面。然而，陈世骧并没有给“抒情”做出明确界定，这使后人对“抒情”的理解产生种种歧见，但同时也打开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从此，“抒情传统”这一来自西方文类的词语，成为把握中国文学特质的重要关键词，并从文学本身扩展到其他艺术门类，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成为指述中国抒情美学的能指符号。 普林斯顿大学华人学者高友工对“抒情传统”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他对“抒情传统”的论述成为此“学术形态”发展中的一道重要分水岭。高友工承继陈世骧的“抒情传统”，并援引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诠释中国艺术内部的“美感经验”与“语言结构”、“知”与“言”、“直觉”与“境界”等特征，深入揭示艺术作品的符号形式与美感意趣。他提出了与“叙事美典”(模仿客观外象)相对的“抒情美典”(表现主观内心)这一独特概念，认为：“抒情美典”只是一个“假设的理想架构”，并在发展演变中呈现阶段性与层次感[6]。在高友工看来，第一，“抒情美典”是文化史中的“一套艺术典式范畴”；第二，“抒情美典”不仅是个人对美的独特看法，而且是“有意无意地演变为一套可以传达继承的观念”；第三，“抒情美典”“不必是个人有意识的分析结果，它可以无意地蕴藏在作品本身，并借以读者的欣赏而传播”[7]，这一点最大地区别于陈世骧的“抒情”，即文类意义上的“抒情”和创作与读者意义上的“抒情美典”。在此，高友工已将“抒情美典”放大到文化历史层面，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抒情美典”概念内涵及其外延的扩大，一方面预示着人们对此概念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此概念所包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特质。 自此，高友工以“抒情传统”为视界，分析不同的艺术门类，建构起中国抒情美学的宏大体系。他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中论述了从先秦到唐五代“抒情美典”的发展流变与美感经验，诸如先秦诸子，汉魏经学、文学与书法，唐代律诗与草书，五代与宋代的词、绘画等，结合具体历史文化背景，自由穿梭于各种艺术场域，可谓气势磅礴，高屋建瓴。加上此前的多篇专论，高友工的论述对象涉及诗体、词体、戏曲、小说、绘画等各种“体类”[8]。高友工以“抒情美典”为视角对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各种“体类”或“美典”进行研究诠释，抵达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敞开了艺术史上被遮蔽的美学光亮。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这种解释偏颇勉强，如以“抒情美典”笼罩小说、戏曲等“叙事传统”，抹平文类之间的美学差异，但是在批评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给人强劲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开启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思潮”，而且给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带来新思路，影响深远。如北美林顺夫的南宋词研究、孙康宜的六朝诗歌及词与文类的研究，甚至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台湾的蔡英俊对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的研究、吕正惠对“杜甫与六朝诗人”的研究等，交汇在一起，奏响了“抒情传统”的美妙乐章。 质言之，不管是陈世骧对“抒情”的现象描述，还是高友工对“抒情美典”的本体阐释与建构，他们都以“抒情传统”作为方法或“认识装置”，或区别西方文学的特质，或烛照中国文学的各种体类。“抒情传统”作为一种方法显而易见。王德威接过此研究方法，进行宏通的“抒情与史诗”的辩证思考，并以此“认识装置”投射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发展了“抒情传统”的海外论述，它的方法论意义比研究结论更具启发性。 二、“抒情传统”：现代性的另一面向 如果说，高友工的“抒情美典”还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各种“体类”上给“抒情传统”带来第一次重大转向的话，那么，王德威在学术层面上自觉接收“抒情”的道统，把“抒情传统”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抒情传统”的又一重大转向。王德威在“启蒙”“革命”“救亡”等传统文学史叙事之外，明确指出“抒情”参与现代主体建构，体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9]。王德威以“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为中心，在现代语境中分别对沈从文(1902-1988)、陈世骧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1906-1980)三人关于“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进行了辨析与爬梳。“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辨厘清的盲点。”[10]在以启蒙与革命为主导的传统文学史叙事中，出于意识形态等现实目的，启蒙者与革命者都对浪漫主义的“抒情”给予片面的批判。王德威在对“抒情”进行考古学式挖掘的同时，带入自己对“抒情”与“史诗”的阐释与辨证，从而拓展了以“抒情”来理解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美学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