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而言，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大体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同步。近半个世纪以来，性别理论和儿童文学的研究者在有关权力动力学、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等方面表现出共同的兴趣，借助性别视角透视和解析文本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 性别理论特别是女性主义批评对儿童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首先，重审“好的文学”的意识形态设定以及从前被贬抑的文本。比如女性主义学者对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和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经典之作的重新解读。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认为，《秘密花园》构建了一个在“父亲的法则”之外独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进而将之解读为一个关于女性疗救的故事；奥尔科特一直广受欢迎，但直到她的创作进入女性主义的考察范畴，人们才认识到《小妇人》与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一样，堪称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其次，发掘从前被埋没的文本。这一点着重体现在童话和幻想小说上。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兴起后，批评家开始聚焦于经典童话中的性别动力学，至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修订并出版了萝宾·麦金利(Robin McKinley)的《鹿皮》(Deerskin)①和塔妮什·李(Tanith Lee)的《雪白公主》(White as Snow)②。这一女性主义阅读的转向过程在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的《唤醒睡美人：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③和杰克·齐普斯的《童话·儿童·文化产业》④中得到记录和研究；而著名的悍妇出版社则推出了安吉拉·卡特的《悍妇精怪故事集》⑤两卷，这两部书被认为建构了先前未被觉察的“另一个女性主义传统”。最后，调整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为边缘文本提供善意的氛围。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的《只是女孩吗?性别与英国通俗儿童小说(1880-1910)》(Girls Only? Gender and Popular Children’s Fiction in Britain，1880-1910)⑥、克劳迪娅·纳尔逊(Claudia Nelson)的《男孩变女孩：女性主义论理和英国儿童小说(1857-1917)》(Boys Will be Girls：The Feminist Ethic and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1857-1917)⑦这两本书的相继出版，表明批评界开始意识到殖民主义与父权主义价值观被主动刻写进了文化。贝弗莉·莱昂·克拉克(Clark，B.L.)主编的论文集《女孩、男孩、书本和玩具：儿童文学与文化中的性别问题》(Girls，Boys，and Toys：Gend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e)⑧收入了论述后殖民主义、印度当代儿童小说以及“暴女”的文章等。一些论文集尤其是欧洲出版的论文集，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多语言的色彩。简言之，性别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并与其他现代批评方法一起，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以及拓展深化的空间。 在中国，性别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人在探索中做出了成绩。不过，相对于其他领域，儿童文学的性别研究总体上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本文梳理和反思近三十年来的相关实践，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发展。 一 启蒙话语中性别视角的初建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后，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尤为强调文本的教育功能。在此背景下，有关性别/性的认知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极少得到明确的艺术表现。80年代中后期，在叙写“早恋”的儿童小说《今夜月儿明》《少年的心》⑨等文本中，性别意识有所流露，相关批评开始融入性别视角。 此期的儿童文学研究与文坛思潮相呼应，贯穿“启蒙”、“立人”的批评精神。一些研究者在从整体性问题切入时，部分地包含了有关性别问题的思考。不过，此期比较常见的“少女”、“母性”、“女性”等词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与“被压抑的力比多”或“与理性、工业文明相对立的天然”相关联的概念的陈述，属于修辞范畴而非历史现实的能指。 研究界最早对儿童文学性别因素的关注，从陈丹燕的创作以及前述两篇“早恋”小说开始。1985年，曾镇南发表《读散文〈中国少女〉》⑩一文，将陈丹燕创作的一系列以青春期女孩为叙述者或焦点人物的作品称之为“少女文学”，并且将青春期名之为“思春期”。文中将这种指涉性别的儿童文学与80年代前期的宏大叙事相区别，指出作者在反思文学退潮后仍沉浸于反思之中；并且《中国少女》与一般的反思文学不同，它并不张扬“评说历史”的高调，而是借助“中国少女”这个历史中最弱小个体的深情回忆撕下某些宏大叙事的面纱。其后，王泉根在有关当代儿童作家创作研究的系列论文(11)中，从儿童文学能否书写青春恋爱与性征发育的问题切入，指出陈丹燕、丁阿虎的这类作品因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开拓意义，其中陈作更胜一筹。朱自强写于1987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论陈丹燕的少女文学》(12)一文，进一步肯定少女是“女人一生中最美最具活力时期”，强调“少女文学”的重要意义，同时赋予女作家所时常采用的自传、体验式的写作方式超越性别的人类文化意义。显然，“少女”、“少女文学”于此带有一定的修辞性特征。作者所论并非仅止于少年儿童这一群体，而是同时关涉女性与儿童长久以来所承担的隐喻——人类最清澈的生机之泉，其内质与启蒙精神一脉相连。 继前述初步探索之后，性别研究的重心由凸显“立人”精神向强调两性差异和女性“性别气质”迁移，意图通过阐释和强调阴性的美学意义来弥补儿童文学创作在内向的、本体追认方面的缺失。例如，周小波尝试在性别二元的框架内建构与儿童文学“阳刚”、“理性”气质相对应的“阴柔”、“感性”的另一极。她的《爱与美的世界——新时期女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特征探微》《新时期女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情感投入关注热点》(13)以儿童文学的女性创作群体为研究对象，将她们的作品命名为“女性儿童文学”，赋予独特的美学价值。与之思路相近的，还有吴其南的《论儿童文学对女性文化的认同和疏离》、唐兵的《面向心灵的写作——论彭学军的短篇小说》以及杨宁的《论彭学军少年小说的生命意识》等文。(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