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紧紧抓住文化建构的关键：那就是充分认识和高扬新文化的科学性。 人类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即融注着科学的质素，显示着一定的科学性。尽管洪荒时代已极为遥远，但古籍中关于原始人类生活的零星记载却仍能表明原始文化内含的科学性。譬如从《帝王世纪》“包羲氏取牺牲供庖厨，以炮以烙”等记载，即能了解到火食这一原始人类的饮食文化方式，感受到原始人类于懵懂中对于熟食能改善人的营养摄取，促进身体、尤其是大脑发育的体认，从而发现科学的质素，领悟于中显现的即便是极其微弱的科学性曙光。古代文献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进程及进程中人际关系发展的记述，勾勒出文明的真实初貌。这既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原始科学的内容。不少文化人类学家根据对大量原始文化的研究，提出无论怎样原始的民族都有科学态度与科学的见解[①]，这就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明科学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当然，在文化的萌芽阶段，人类尚未从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具有混沌的型态，由此决定了原始意识的共同特征，因而原始文化中显现的科学性无疑处于准科学的状态。 科学性之所以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与文化的特质密不可分的。对文化人们尽可以理解为所有与人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有质、有型、有彩、有特定用途的器物及与人的教育、医疗、工作、娱乐、运动等有关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也尽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中个体群体间种种不同质、度的关系和由家至国的种种不同形态、层次、性质、作用的组织形式；还尽可以理解为包括习俗、风尚、道德、制度、法律等在内的行为规范；更尽可以理解为如思想观念、信仰情操、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审美规范等精神意识……不论人们怎么剖析和综合，都可以看到文化的范畴总是与人相联系，建构在作为类而存在于相关自然界的人身、人的思、言、情、行和人为的事物上面，体现了人的意志、需求、能力和标准。因此文化的形态尽可风致不一，而融贯巨细、凝聚万有的物质却只有一个：“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于是解剖人的本质力量，对理解文化的科学属性便极为有益。人类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属性虽然很多，但其类的本质表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相融相化上。“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③]而且“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④]。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力量既基于人作为一种生物的类而具有的生的本能，更源于人在实践中所不断增强的心智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它映现在人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掌握、运用上，映现在预期目标的产生、修正和实现上，这无疑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的文化，作为人的情志、思维、行为的符号化、规范化、物化等等的文化，同样具有实践理性的光辉，科学性无疑是文化的基本属性。 科学性虽然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但其在文化系统的每个局部、各种成份中的取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人化现实的各种联系、每个网结上的效应又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就形而下的器物形态而言，其材料的选择、工艺的革新、性能的完善、效用的增强、形彩的美化等等，无一不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接触之丰富、认识之加深、改造之自觉、审美之进步的结果。就组织、制度及至道德等行为规范而言亦是如此，在人际关系上，从原始部族间的争夺杀戮，到各种形态的奴役被奴役，直至人格的独立、自主、平等；在婚姻形式上，从群婚到各种风俗规范的婚姻，直至优生优育的文明家庭，人类行为的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自然是科学性张扬的结果。 从文化的外延上来论述其科学性，还可列举无数实证，但对文化的科学性的深入理解，却更应从其内涵的核心中去把握。文化既然是人化，人又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作用自然界，“通过他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而产生目的之根据是否翔实深入；产生目的之思维方式是否正确迅捷；目的之本身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变化，这些经由人文核心产生的意识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对“改变”的向宏观和微观方向的进展都起着指令性的作用。从原始崇拜、宗教信仰发展到对天体自然人生的一定深度的理解；从单向的、表象的、具体的、直感的思维方式进步到多向（包括逆向和扩散）的、深层的、抽象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的、局部的、思考法则到历史的、系统的思考法则；从对生的自为的努力到对理想人生的自觉自由的追求，粗略考察形而上的人文精神的演变史，不难感到人文精神在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核心作用，不管其曾有过多大的停滞，有过多大的局限，却总在进步，相对其借以形成发展的一定社会阶段，其内含的科学性的光辉是不容抹杀的。 文化的科学性不仅显现在文化系统的各个质素、部份及层面上，更显现在结构机制上。因为文化本来就是在“有意识的生活活动”[⑤]中，从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人的需求和可能中生发、开展、显形的。对需求与可能这二者间关系的把握水平，认识上的每一个进步对其它层面的传导速度，各部类发展对其它部类的幅射效果，各网结的完善对系统整合的促进情况，总之功能的全与否、效应的强与弱都涉及到文化系统建构机制，都体现了一个科学性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⑥]的论述，同样包含着文化所以能有如此博深的涵盖，即由其内在的科学性所致的见解。科学性越强，文化系统的建构机制也就越完善，系统内整合、调节的凝聚能力与汲纳、消融异质文化的重构能力也就越强，系统的功能效应也就越大，也就越能与生产力水平、历史发展的阶段现实相适应，越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