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沧(1892-1979)，名宗海，字晓沧，以字行世。浙江省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郑晓沧从1929年8月起，一直在国立浙江大学执教、任职。新中国成立后，郑晓沧继续担任改名后的浙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郑晓沧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浙江师范学院迁金华，郑晓沧回杭州大学，任教育学系教授、杭州大学顾问、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1979年逝世。 可以说，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郑晓沧一生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国立浙江大学，郑晓沧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全面系统地研究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郑晓沧在国立浙江大学期间教育、管理的具体活动，对浙江大学的校史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而且有助于更加完整地探讨郑晓沧的教育思想，从而丰富对作为现代教育家的郑晓沧的认识。 一、初到浙大，肩负重任 1929年8月，37岁的郑晓沧来到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所位于杭州蒲场巷(现大学路)普慈寺的高等学府，前身是他青少年时代曾就读过的浙江高等学堂。在这里，他度过了六年的光阴，得到多位名师指点，其中就有当年教授他外国语和经济学的邵裴子先生。已过而立之年的郑晓沧在美国学成归来后已经为国内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十多年，而当年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校长邵裴子当时是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284-295。这次正是受恩师的邀请，郑晓沧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 此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只有工学院、劳农学院和文理学院三个学院，其中文理学院更是成立仅一年，下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体育学、军事学10个学门，没有教育学学门[2]4。郑晓沧刚到浙大，便受聘着手创办浙大教育学系。 邵裴子聘请郑晓沧创办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可以说是慧眼识人。郑晓沧1914年从清华学校肄业后赴美留学，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年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后改称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科长、江苏省教育厅科长、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395-397。因而，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郑晓沧都有着深厚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工作，1929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成立，郑晓沧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教育学系创办之初规模并不大，但拥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担任教职，如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庄泽宣等。 1931年，郑晓沧和黄翼一起创办了教育学系附设的培育院，由黄翼负责，招收幼稚园儿童，此举可以说是开国内风气之先。培育院创立后，一方面可以按照心理学原理来培养儿童，另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随时观察儿童行为，有利于国立浙江大学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开展。 培育院的创立与郑晓沧重视教育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并对他的学说十分推崇，在介绍杜威教育思想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他早年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一文中便写道：“儿童自己之本能，实为一切教育之源泉与资料。故教者不知所以联络儿童固有独行之动作，则其教育必自外铄人。虽或有外观的结果，然已失教育之真价值。故不明个人心理的组织与其行为，则其教育程序必无统系而近于武断。”[1]2 郑晓沧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生理基础。早在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刚来浙大创办生物学系时，郑晓沧就拜访过他，并对生物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为生物学系的选址出谋划策。郑晓沧要求教育学系的学生都要选修生物学各种课程，因为他认为，教育研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在研究教育问题时，应通过科学实验，严格的依据科学方法，获致正确结论”[3]4。郑晓沧的这一思想在成立不久的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得到贯彻，学生们选修生物学系的课程，扩展了知识领域，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大学，浙大师生积极响应，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当时的校长郭任远见无法阻止，竟联络杭州治安当局，将全部学生代表名单和宿舍号码交给公安局和警备司令部，在学生赴京请愿前一天深夜把学生代表们拘捕。请愿失败后，浙大学生对郭任远利用外界军警武力干涉学生活动十分愤怒，遂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决议实行罢课，以驱逐郭任远，发起声势浩大的驱郭学潮。郭任远被迫离开学校后，教育部电告浙大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由郑晓沧(代理校长)、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和苏步青三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维持校务[4]66。 不同于郭任远管理学生的独断专行，郑晓沧待人温和，和他人有不同的看法时，并不粗鲁地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给予对方尊重。有一次，他询问学生一个问题，学生的答复是错的，但郑晓沧却婉转地说：“你的答复可能是另一种想法。不过，假使按照我所说的作答，是不是更为妥当?”随后说出了正确答案。学生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是错了，但并不感到太难堪，心悦诚服地接受了[5]50。郑晓沧这种谦和的处事方式使他在浙大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并受到师生的敬重。由他出面处理学潮，学生的激烈情绪自然减少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