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确定了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明确要求。上海、浙江两个试点地区率先探索实施基于“两依据一参考”的新高考制度体系，在考试科目、分数计算、志愿填报方式、投档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在浙江、上海方案的基础上，截至2017年初，我国内地所有省级行政区均出台了本地的“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实施方案”。各省的改革启动时间虽不相同，但基本集中在2018-2020年，最晚到2022年完成全面改革。此次改革被公认为恢复高考以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高考改革。 以上海、浙江方案为代表的新高考方案会对各利益主体带来怎样的影响?聚焦于新高考方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改革理念方面，现有研究对于高考改革中以“选择性”为代表的改革精髓[1]、招生主体间公平性的路径内涵[2]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改革方案的若干实施环节，诸如采用等级赋分制所带来的教育评价合理性问题[3][4]、录取方式与投档办法的设计问题[5]进行了探讨；在高考改革对中学及学生个体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对基于试点地区高中学生“6选3”或“7选3”选考情况及选考心态[6]、中学走班制教学方式及多样化办学[7]等进行了基于数据分析或经验总结的研究。由于2017年高考尚未举行，对于高考改革的重要利益相关方——高校将受到的影响并未能够通过数据进行探讨。现有的少量研究对高校受到的冲击，特别是在教学管理、专业建设等方面受到的影响做出了理论推演[8][9]。然而，纵观现有研究，对于高考改革给高校招生带来的影响的探讨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来自高校招生部门，特别是重点大学招生工作一线基于实践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多集中在招生工作的若干侧面，如清华大学的研究对高校选考科目设定的原则和技巧进行了探讨[10].并未对高校招生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招生的影响做出整体分析。 笔者认为，高考改革的首要方向应是有利于高校的选材。本研究站在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层面，聚焦于本轮高考改革对高校招生的影响，基于理论推演、实践经验及对大学、高中的调研结果，系统性地提出了高水平大学应对新高考改革的具体策略，也可为普通大学招生工作提供借鉴。 二、高考改革对于高水平大学本科人才选拔工作的影响 讨论本轮高考改革对高水平大学本科人才选拔工作的影响，必须重视以下4个方面。 (一)考生基本能力变化带来的大学培养要求变化问题 高考对中学教育起到重要的指挥棒作用。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实施，必然带来学生能力的变化。 1.文理分科的取消与自主选考的施行使传统理科学生比例大幅下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是社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提升学生未来个人收入的重要方式[11][12]。有研究认为，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才的减少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中国近年来在高科技方面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也是因为STEM专业领域人才比例在提升[13]。在我国，虽然文理分科的高考模式一直以来受到诟病，但这种模式每年为高校稳定地输送着七成左右的理科人才，这些人是将来进入到STEM专业领域的基础。 新的高考改革后，数学考试不再区分文理科试卷，高考数学无法体现出文理科的差异，客观上会带来数学教学的弱化。在“6选3”“7选3”的选考模式下，由于学生存在畏难情绪，学生选择传统理科(物理、化学、生物)的比例相比之前明显降低，学生选考文科科目的比例相较以往有大幅度升高。浙江考生真实选考数据表明，传统理科组合(全部在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四科中选择)的选考比例仅为18.7%[6]。理科学生遭遇一定程度的流失对国家未来的影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已经证实。对于高校选材而言，生源结构的重大变化不可忽视。 2.选考科目和时间上的个体策略性行为，导致学生入校时的能力与以往学生差异巨大。学生自主选科带来了科目的冷热不均。从浙、沪两地选考报名人数来看，政治较为不受欢迎，化学成为最热门学科。物理学科作为高考时可选报专业最多的一门学科，选择的人数却明显低于化学学科，甚至低于一些其他学科[6]。选报物理学生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物理课程难度较大，且优秀学生选报此科目较多，竞争压力大，影响了普通学生的选报热情。物理学科作为科学素养的重要代表学科，在高中生中遭受冷遇，很可能意味着大批考生的科学素养在相当程度上会呈现减弱之势，对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造成明显压力。 此外，由于一年多考，学生往往会采取“随考随清”策略，部分选考科目在高一或高二即完成，之后便不再学习。选考科目的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与以往学生相比可能存在差距。 3.中学的“比较优势”战略，可能加重学生的偏科。按现有政策，学生选考科目组合共有35种(浙江)和20种(上海)。虽然上海、浙江通过硬性规定，要求学校不得干预学生选科，但是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由于中学教学资源的客观约束，不少学校集中力量发展特色科目，引导学生从集群层面形成“比较优势”。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上海的一些中学，明确鼓励学生基于学校优势师资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有普通中学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地理、生物两门学科，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因为“其他优秀中学选这两科的人数较少”。中学的策略行为带来对学生能力的影响，是无法通过分数体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