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纵的方向看，一个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状况，是衡量该时代科技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横的方向看，一个国家出版文化发达与否，是该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出版文化于一国、一时代的重要性，世人已有共识。我国之所以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我源远流长的出版文化密切相关。令我华夏民族自豪于世界的、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中，有一半属于出版文化。世界著名学者英人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西有关出版文化的文明作过有力的对比：纸的发明，中国早十个世纪；雕版印刷，中国早六个世纪；活字印刷，中国早四个世纪；金属活字印刷，中国早一个世纪。今日中国亦世界上出版大国之一。因此，对中国出版文化进行包括审美在内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极有必要。本文仅从图书出版论说。 一 中国出版文化的审美本质，笔者以为在尽善尽美、以善为本。 在轩轾《韶》、《武》这两部音乐作品时，“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①]孔子认为，《韶》乐与《武》乐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美的最高要求，都是“尽美”的；但歌颂舜德、揖让、仁政、礼治的《韶》乐达到了“尽善”的境地，而歌颂周武王以武功得天下的《武》乐，在思想上尚未达到“尽善”的境地，所以《韶》乐高于《武》乐。孔子要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他认为美、善统一才是一种完美。当然，这里的“善”，是按孔子的标准而定的善。历多年搜辑、整理、删选而编定《诗》（即《诗三百》、《诗经》）的孔子，堪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编辑家。他编《诗》的美学思想便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思无邪”的“思”是指思想内容、道德准则，“无邪”就是“正”；正而不邪，就是审美上常说的“善”。又，《大学》曰：“惟善以为宝。”中国出版文化尽善尽美、以善为本的审美思想，肇于孔子、儒家；此后，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而一以贯之。 近代新式印书馆的问世，是中国出版文化飞跃的标志。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当是这一飞跃的里程碑。商务印书馆事业的主干是张元济。张氏的出版思想即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宗旨。张氏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始，便提出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出版文化使命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③]除积累文化，传播文化之外，教育性亦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商务印书馆负荷的使命与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教育性是一致的，其审美特色首先是“善”。当然，出版文化的教育属性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狭义的教育，而是广义的教育。以出版开启民智、普及文化、自强救国、优化民族性、促进社会进步是张元济、章锡琛、邹韬奋、陶行知、胡愈之等大批出版文化人共同的出版鹄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心。中国出版文化的注重社会责任感，便是“尽善”。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出版部招股缘起》中正是这样标举其出版文化观的：“以增进教育效能，而提高民族文化。”[④]开明书店自1926年开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所以敢说自己二十八年间未出一本坏书，乃是本于其“求义”精神。它的求义精神便是：“不向钱看，只想勤勤恳恳地出几本书，老老实实地给读者送一点温暖。”[⑤]开明书店只出好书、不出坏书的“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善”。在近现代中国，出版社如林，论资历、人力、物力、财力，开明远不如“大腕”们，但实践与历史证明，它的业绩、影响、口碑，已与出版界大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足鼎立。得以如此，首先在于其求义—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出正正经经的图书、勤勤恳恳地给读者送实实在在的温暖，这就是求善、得善。显然，出书向钱看，而不顾其社会效果，是不善的行为；出书诲淫诲盗、不择手段乃是恶。政府近年频频发起书刊扫黄运动，其审美实质是除恶求善，使出版文化尽善尽美。须知：只有尽善，才可尽美。扫黄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出版文化以善为本位的审美特色。 中国出版文化的这一审美特色，表现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出版史上大工程—《乾隆版大藏经》的重版发行，赵朴老评之为“功德无量”[⑥]。这“功德无量”便是善。这个“善”，不惟是佛家之“善哉善哉”，而是具有审美范畴与道德范畴双重意义的。该书引起国际国内佛教界、学术界、文化界强烈反响，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正是对其以善为本的肯定。在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时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南京大屠杀的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其审美特征在于善、真。面对1996年日本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外相叫嚣对我钓鱼岛拥有主权、日议员又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妖风、日本军国主义祸心再起的现实，上述诸书的出版更显现其“善”的审美意义。乾隆朝修纂的《四库全书》可谓美、可谓大然而“尽美矣，未尽善也”。《四库全书》虽然号称中国传统文化总汇，冠以“全”名，但并不全。不全的原因不在财力、人力不济，而在于审美眼光。大量不合清皇朝统治需要与价值标准（即“善”）的历代典籍，或禁毁，或删改，或列为存目。乾隆朝的做法，在统治者、主事者看来是善，实则为不善；今世推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散藏世界各地200家图书馆、博物馆及藏书家手中的4000余种、六万余卷四库存目书悉数收集、原版影印，是善，是“尽善也”。 社会性是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出版文化可以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可以因其反动而致社会于倒退、致人类成员于堕落。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学说经出版文化的途径被后来成为侵略工具的德、日读者接受；淫秽、迷信出版物之毒害社会。出版文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合体。精神内容一旦物化为出版物，经过发行，即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物品；至此，它则直接影响社会的进步、文明。因此，出版文化的社会性召唤着出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决定了出版文化以善为本的审美本质。中华立国，就物质文明而论，是以农为本；就精神文明而论，是以善为本。中国道统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审美眼光看，此八者中“格物、致知”是求真；但与西人以真为本位不同，国人则重在八者中的“诚意、正心”，也即以善为本位。 二 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充实为美。 “充实为美”出自孟子论美名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⑦]从词汇学角度看，“充实”即充足、丰富的意思。在这里，“充实为美”包括充实、大、圣三层美学境界；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