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的大陆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之为“新五四启蒙运动”的文化热。文化热的思想主题是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思潮汹涌，百家争妍，但总的趋势不外乎扬西贬中，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然而，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先是慢慢酝酿，随后破门而出，如今已呈蔚然壮观之势。我们不能说它已经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但是其实际和潜在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 从全盘西化到非西化 早在1994年初，当时的《中国时报周刊》就发表轰动一时的专题长文，提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尽管记者的新闻敏锐性令人敬佩，然而当时的反西化思潮还仅仅处于试探性的酝酿阶段，远未成大气候。而两年后的今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反西化思潮在知识界不仅是一种情绪或意向，而且有学理、有论证，还有自己鲜明的旗帜主张。目前在海内外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流派：一是北京的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化批评。这派理论受到近年来大红大紫的萨伊德（Edward Said）思想的启发，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话语，判定它们无非是西方“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他们断然宣布现代性在中国应该终结了，必须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2）]二是崔之元、甘阳为代表的海外新左派。他们以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等为理论，主张“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就是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通过“新集体主义”等多种制度创新，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分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三是最近在大陆引起很大争论的北京经济学家盛洪对西方文明的批评。盛洪以制度经济学的若干理论为依据，向历史提出挑战。认为近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宰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武器优胜者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将给人类带来不可纠错的核灾难，西方文明的不文明性质注定不能拯救世界。而中国文明内在地具有和平的、伦理的性质，它将成为拯救世界于核灾难的唯一希望。[（4）] 令人感兴趣的是，90年代这些反西化思潮的健将，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治学方向并非国学，而是地地道道的西学。许多人多年留学欧美，对西方文化有相当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层面的双重了解。而且，他们在80年代文化热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激烈主张西化的斗士。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他们对西化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简单地说来，可能有知识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双重原因。 从知识学的内在层面而言，他们原先接受的都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主流话语。他们曾经相信这些西方的现代性知识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足够的学理资源或操作模式。然而，随着他们对西学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是发现那些所谓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原理实际上不过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西方的学理与中国的语境的强烈落差，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眼光从西方的主流话语移向那些边缘性话语，比如后殖民文化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希望从中找到知识的灵感，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现代化模式。从知识背景这个层面来看，他们并非像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那样，以国学抵抗西学，而是“以夷制夷”，用西方的边缘话语反抗西方的主流话语。因此所谓的反西化，更确切地说只是反对西方的主流话语而已。 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普遍有一种不加审视的、理想化的态度。一种未加反思的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信。 从社会学这一外在层面来看，反西化思潮的出现与90年代国内外一系列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一个劣势民族开始改变劣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对以往所追随的优势民族说“不”。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接触有限，利益冲突也有限，知识分子对西方存在着一种美丽的想象，西化在心理上有其合理的依据。当90年代以后中国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申办奥运会的阻扰、双边贸易摩擦以及银河号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大失所望，他们在西方的美丽话语背后发现了丑陋的权力关系，而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西方强加于中国头上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这一触目惊心的尖锐对比，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反西化思潮具有了深刻的心理基础。[（5）] 文化认同成为精神焦点 应该说，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模式的这种反省，有其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意义。80年代文化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因为迫切需要批判的武器，再加上国门初开，对西方文化及其语境不甚了了。因此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普遍有一种不加审视的、理想化的态度。一种未加反思的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信。随着对西方文化认知的丰富和对中国变革情境思考的深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西方的各种话语进行理论反思，逐渐形成了理性的主体意识。反西化思潮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思，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建，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他们在知识层面上对西方主流话语提出的尖锐批评，的确不乏值得认真思考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