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7)05-0021-17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出人意料”是各界的普遍反映，“不确定性”成为展望其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时最常用的一个词。确实，特朗普在涉华问题上有过多次惊人的言行：其在竞选期间宣称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上任后第一天就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公然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质疑美国长期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2017年1月上任后，其对华政策实践相对谨慎。特别是2017年4月6—7日，中美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峰会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转向积极，例如放弃了“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竞选承诺。本文试图要解决的疑问是，在这些“出人意表”和“惊人转向”背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次重大断裂或者突然转向?特朗普对华战略是否将偏离过去几十年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形成的对华战略主流?本文将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战略演变，试图寻找这些变化的逻辑线索，并以此为背景尝试理解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华态度。本文认为，只有将特朗普的对华态度置于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去审视，才可能超越其具体的一言一行，特别是“推特”外交，更准确地把握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性质与幅度，从而更好地应对“特朗普冲击”。 一、“内外—强弱”格局下的“接触”战略 从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开始，美国一直将其对华战略称为“接触(engagement)”。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服从、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中美关系始终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这一外部动力的推进下展开。①1978年年底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经贸、人文交流渐次发展，两国关系的内生性动力开始生长，但仍然相当有限。例如，198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虽然达到177亿美元，比1978年的10亿美元左右增长巨大，但这也只占到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5%。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外部动力丧失，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1992年年底之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再次提速。与此同时，在美国商界大力游说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于1994年决定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问题“脱钩”。美国对华战略迅速转向“更宽广的接触”。③克林顿政府在其对华战略表述中始终使用“接触”战略的说法，并且在政府战略文件中论述了“接触”战略背后的逻辑：其核心是通过接触、交往，将中国拉进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体系内的支持性力量而非相反。美国在获取战略利益(如裁军领域)与经济收益的同时，希望通过交往塑造和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诸方面向着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发展。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的，克林顿在做出“最惠国”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时的考虑是，“从长期看，随着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并融入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它将会不可避免地日益尊重人权”。④“通过交往可以促使中国变化”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前提假定。美国对华战略的后续发展变化，都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展开的。此外，克林顿团队“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全球化观念里固有的历史决定论相当完美地与克林顿的重要信念相结合”，⑤也是塑造其对华战略的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正是全球化高歌猛进、西方自诩“历史终结”的年代。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正站在历史的潮头，因此要通过“参与与扩展”，⑥将非西方国家拉入体系，同时扩展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体制。 从中国的视角看，“接触”战略首先是美国对华交往、合作，但同时也包含着防范、强制、影响、渗透、演变、限制等更为消极的成分。不过整体而言，“接触”战略的积极面远大于消极面。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中国恰好执行了以“融入”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战略。中国希望通过融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同时努力保持本国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和文化认同上的独立性。易言之，中国面对国际体系要“融进去”、美国作为体系内的“领导国家”要把中国“拉进来”，两国在战略的“前端”形成了一种战略契合。⑦与此同时，两国在各自战略的“终端”存在着明显分歧，美国试图影响中国，而中国希望保持特色。但是由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在完成进程之前，既无须也无法验证中美哪一方的战略“终端”能够实现。在抵达“验证时刻”之前，“接触—融入”的战略默契为两国关系提供了观念层次的稳定框架，并指导了两国的具体政策，让双方克服了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以及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突发危机的冲击。 显然，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根本上是由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1978年年底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是“内外—强弱”关系：美国居于其领导的国际体系之内；同时是体系内的最强国。中国部分地处于国际体系之外，相对美国而言综合国力较弱。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中国如果要谋求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向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靠拢、学习、融入是唯一的选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化，外交逐渐告别革命者角色而转向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政治与社会释放出了勃勃生机。从西方视角看，这意味着中国与其差异性的逐渐缩小。美国是一个有着强烈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国家。至少从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西方列强之一以后，在美国战略界主流观念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弱者”，是一个通过“接触”可以塑造、影响、改造甚至“拯救”的对象。⑧这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国内战略文化基础。 在贯彻“融入”与“接触”战略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形成了一系列在国内被广泛接受的战略假定。对中国而言，这些假定如下。(1)现存国际体系内部拥有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空间。中国在融入体系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战略机遇。(2)美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关键外部因素。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维护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必要时可为中美关系稳定做出一定妥协和牺牲。(3)美国对华战略虽然包含积极与消极两面，但是积极面是主要方面。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则大致包含如下假定。(1)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决定了其经济规模乃至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可阻挡的。美国要做的是塑造中国发展的方向，而非阻挡中国体量的崛起。(2)中国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和外交演进方向与美国期待的方向大体一致。(3)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中国的若干红线(如“一个中国”)应给予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