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改善民生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更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价值核心，同时也是实现共享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根本目标与本质要求就是要通过构建共享经济发展模式，来不断地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然而，在过去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理论上很大程度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实践上，选择了“增长主导型”改革发展模式，只追求货币财富增长而不以民生改善为宗旨和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异化经济行为的延续。这既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事实上，这种“增长主导型”改革发展模式，不仅引发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问题，而且也产生了诸多的收入差距、环境污染、公共基础服务滞后与不公平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的求解，在理论上，不能简单套用以效用价值论为逻辑基础的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方法与政策主张，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生产方式变革的唯物史观分析为逻辑基础，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基本原则，来探索改善民生的理论逻辑基础；在实践上，则很有必要在总结过去“增长主导型”改革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结合“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着力构建有利于全面改善民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构造有利于全面改善民生的新财富结构系统(即民生财富系统)及制度基础。 一、西方主流效用价值论不能成为改善民生的理论逻辑基础 西方和谐主线经济理论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为逻辑基础，侧重从市场效率角度探讨社会福利改善即民生改善路径，力证竞争性市场的有效性与公正性。这种经济理论将民生福利视同为效用，指出个人福利和社会总福利是以效用为基础，所以对民生福利的研究也就转移到对效用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功利主义先驱边沁、密尔，还是边际学派戈森、杰文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虽然对效用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效用为基础来分析经济均衡和民生福利最大化问题。 西方效用理论认为，消费者如何选择商品取决于商品对自身的效用的大小，效用将引导消费者的选择并促成消费者自身效用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价格理论也是这种逻辑。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到20世纪初，杰文斯、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使用基数效用分析消费者行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跟长度、重量一样，可以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商品对消费者的心理满足感，通过基数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分析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行为所带来的效用大小的变化。然而，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基于心理主观分析的基数效用论难以解答效用的可测量性和可比性等现实问题。为此，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帕雷托、埃奇沃思、希克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对基数效用产生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序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根本上并不关心效用的具体大小，而只关心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偏好顺序，并且他们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以及埃奇沃思方框图等分析工具，讨论了市场经济主体如何利用价格信号以实现经济均衡和民生福利最大化问题。 西方和谐主线经济理论不仅分析了效用理论与民生福利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还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将理论逻辑与数学论证结合起来，以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为基础，侧重从交换的角度，论证了自由交换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社会总效用即福利最大化之理论宗旨。如，杰文斯在区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基础上，从微积分数学形式上证明自由市场交换可以协调每个人的利益，并可以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他声称市场交易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竞争可以保证工人获得其“合理份额”，因此，“所谓劳资冲突是一种幻觉”，“每个劳动者，必须像地主和资本家一样，被看作整体的组成部分，争取收获的最佳份额，而市场条件使他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①。瓦尔拉斯也以竞争性资本主义为制度背景，并以市场交换为视角，通过四组方程组来求解市场均衡，以此得出瓦尔拉斯定律并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瓦尔拉斯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不仅从数学形式上论证了竞争市场体制必定会带来最大化社会剩余或福利，因而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且认为这是从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绝对真理”前提下所得到的必然结论。因此，他断言：“我们建立的方程确实说明了自由生产(瓦尔拉斯意指资本主义)是优越的一般法则。自由在一定程度内保证效用最大化。”②帕累托作为瓦尔拉斯教席继承人，运用序数效用理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继承和发展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不仅分析了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而且还进一步包括自由竞争市场与竞争不完全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特别是，帕累托最优标准的提出，为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构建，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民生福利改进之间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克拉克(1899)、马歇尔(1890)等，进一步延续并深化西方和谐主线经济理论，并从市场效率角度探讨社会福利改善路径，力证竞争性市场的有效性与公正性。这主要体现在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与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的分析之中。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理论宗旨，就是说明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下，如果每种要素都按其边际产品价值进行支付，那么这些要素的支付会“完全耗尽总产品价值”。既然竞争性均衡下没有剩余，则完全不存在所谓的剥削，这表明劳动者与资本家各得其所，不存在任何剥削，进而说明市场体制分配既是有效的，也是公正、合理的。由此可以推论：依据边际生产力分配的自由市场体制是实现社会和谐、确保民生福利最大化的最合理的经济制度。马歇尔则进一步在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运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来构建起其和谐分配理论。在他看来，各种要素协同生产了财富和价值，也就有权共同占有和分配这种财富和价值。马歇尔虽然承认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资本会排斥劳动，但是它们“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收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