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点是近二十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富于理论价值的评点内容部分，这固然是毫无异议的研究重点。然而，作为评点内容的重要依附——评点序跋，尤其是那些针对某一特定文学经典名著的未刊评点序跋，因其文献内容的稀见性、文献形式的零散性、文献搜辑的艰难性(大多为善本且分藏各地，搜辑不易)，则少有人作系统整理与研究。笔者近年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在调查文献时，搜辑整理了数十篇杜诗未刊评点序跋①。这些序跋作为杜诗未刊评点内容的有益补充和附属，对了解杜诗未刊评点作者信息、交待杜诗批本的源流传承、提供杜诗批点的社会背景、阐述评点者的批评理念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拟就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涉及的有关杜注论、编年论、渊源论、创作论、鉴赏论等理论价值略作剖析。 一、杜注论 评点本作为古籍版本的一种特殊版本形态，指的是稿本、钞本或印本在流传过程中，录有学者批评文字和圈点符号的本子。就评点内容而言，对于评、注、校的不同，评点者在使用“评点”概念的过程中往往不作细辨，在评点过程中往往都涉及注释问题。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就有不少针对杜诗注释的反思和建构。 杜诗学之所以成为专门之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代学者不断对杜诗进行整理、笺注和批点，使得杜诗研究个案的涓涓细流汇聚成蔚为壮观的长河。从杜诗学史来看，杜诗注释的兴盛主要集中在宋代和清代两个杜诗研究的高峰阶段。宋人对于注杜类型的始创之功，一直影响到元明清杜诗注释的形式。诸如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杨伦、浦起龙等诸家注杜，大多既强调杜诗字词的注解，也着意于杜诗文本的批评，代表了清代杜诗注释的最高水准，也成为杜诗学史上颇为重要的论著。 但是，对于杜诗注释，自宋人千家注杜导致注释、评点文字大有掩盖杜诗本文之趋势，也同时激起了学者对于杜诗注释乃至诗歌注释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如钱谦益在其《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中曾对宋人千家注杜加以指责。在钱谦益看来，杜诗虽号称“千家注”，但“大抵芜秽舛陋”，能够“略存什一”的杜诗注释仅有赵彦材、蔡梦弼、黄鹤三家，但赵彦材之注“其失也短”，蔡梦弼之注“其失也杂”，黄鹤之注“其失也愚”，不满之意，显露无疑。在他看来，“注杜错缪，不可悉数”②，并列举了宋人注杜之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等八大弊端。可见过度注释和注释错讹所带来的非议也伴随着杜诗注释的发展与日俱增。在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中，清代王邻德辑评《睡美楼杜律五言》的序言《睡美楼杜律五言引》中也论及杜诗注释的“穿凿附会”使人“终莫能白”的尴尬。王邻德根据自己阅读杜诗的深刻体会，来阐释前人诸家注杜所带给自己的诸多不便，甚至去咨询刘雪舫如何摆脱千家注杜带来的云山雾罩。刘雪舫建议王邻德“欲读杜诗”，“千家注未尽无当”，但还是难以明了的原因在于未能“得少陵作诗之旨意”。刘雪舫认为要探杜诗旨意，不必泥于注释，这也成为王邻德辑并评《睡美楼杜律五言》的创作动机之一。王邻德吸取刘雪舫建议，“屏去诸家注，止取少陵诗反覆讽咏，似略见大意”。甚至以杜甫五律的具体阅读步骤来加以参证：首先，“每篇必先考其出处之岁月、地理、时事”，其次，“虚心玩味，必究旨意之所在，而于承接转换照应处，又必细加参考，至诸家注释之当者取之，穿凿傅会者彻置不录”，这样才正确把握了杜甫作诗之旨意。 有些批点者虽未在序言中明确提出自己对杜诗注释问题的看法，但通过转引他人之论述，肯定其观点，来达到阐述自我观点的目的③。如浙江省图书馆藏朱为弼批点《杜工部集》即是如此。朱为弼在卷一前有大段引用何焯论述宋景濂为俞浙《杜诗举隅》所作序言的引文，此序历数宋以来注杜之失，应该说亦看到了杜诗注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导致“遂使子美之诗，不白于世”的尴尬局面，与前面王邻德所谓“终莫能白”同一机杼。有时过度注释确实会带来诗意晦涩、诗歌本旨尽失的状况，如蒋孚吉批点《杜诗分类全集》，在《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有墨笔夹批称：“若过求深解，则反失本旨，多疵病矣。”关于《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老马为驹信不虚”之“老马为驹”的注释，历代学者都有阐发。“老马为驹”出自《诗经·小雅·角弓》“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关于《角弓》一诗，《毛诗序》认为：“《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④即该诗为劝告王朝贵族不要疏远兄弟亲戚而亲近小人。而“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一句，郑玄笺称“见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顾念后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将然”⑤，而朱熹《诗集传》则谓：“但知谗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如老马惫矣，而反自以为驹，不顾其后将有不胜任之患也。”受郑玄、朱熹解释的影响，很多杜注学者都联系《角弓》一诗来理解。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注称：“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诗人所以刺之，老马而反以驹视之。昔闻此言，今则信然，其语总不虚也。”⑥蔡注的解释很明显受到《诗经·角弓》一诗郑玄注释的影响。明代王嗣奭《杜臆》亦认为“‘老马为驹’二句，含‘不顾其后’意在内”，甚至认为“连下文玩之，更有深意。盖时至天宝，料其时势必当有变，故虽暮年而壮心未已”⑦。不但结合《诗经·角弓》来理解，而且联系当时时势加以阐发，其注释又更深一层。清初钱谦益在杜诗笺注中，也引用《诗经·角弓》郑玄的注释，强调二人情义的深厚。而仇兆鳌、浦起龙等杜诗注释则根据《诗经·角弓》中郑注、孔疏、朱传的解释，甚至提出了诗句兼有两意之说⑧。不管何种解释，都可以看出杜诗注者在注释这一诗句时，都有着意联系《诗经·角弓》一诗的原意和相关注疏来阐释的意图，使得杜诗的注释较为复杂。但是在蒋孚吉的此段题识中，他认为《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一诗“语意极明白”，就是叙述杜甫病后遇王生之事，表达的是平常故人的情义。“杜诗之近情易晓，大概如此”，不必作过多深解，如过求深解，“则反失本旨，多疵病矣”。这无疑是对宋人千家注杜带来繁冗琐碎之弊的一种反拨，只有本于理解诗歌本意，不作过分诠释的心态，方可真正达到注释的效果。当然，这种观点亦并非他独创。前人对杜诗的注释中已有相关论述。如董养性认为“老马反为驹，此与《诗》意不同。此只取其复如少年之轻捷也，此断章取义之意”。明确提出杜甫诗句与《诗经》诗句的含义差异。施鸿保在《读杜诗说》卷三中亦赞同此说，称：“老马为驹”一句“盖断章取义，不必拘《诗经》义解”⑨。很显然，董养性、施鸿保等人的观点，与蒋孚吉之论殊途同归，强调如果能明确理解诗歌本意，则不必追求字句的过度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