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宝藏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静态的文献，而且蕴含着很多生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敦煌文学写本的时候，不仅要关注文献的校勘和辑佚等方面的价值，更要深入挖掘写卷传达给我们的动态信息。作为典型的民间下层写本文献，敦煌文学写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抄写随意、杂乱，有时很多看上去类属差异很大的文献会杂抄在一起。从传统文献研究的角度来看，写卷内容的混乱无疑是个很大的障碍，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这些不同内容的东西为什么会抄在一起，或许会开辟新的天地。 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纸张是十分匮乏的战略物资，因此敦煌人在使用纸张时特别节省，总是会最大限度的反复利用。他们很少将废弃的文书丢掉，而是会充分利用文书的背面，甚至经头卷尾、天头地脚的空白处抄写文书或习字、起草，有时修补装潢卷册也会用到一些废弃的文书。这样，有些原本关系不大的文书就会出现在一起。我们要探究同抄文献的关联性，就要首先从敦煌文学抄写和成卷以及装潢的方式入手，把这些因纸张充分利用而被迫处于同卷的情况识别出来。以下从三个主要的方面分别讨论。 一 利用卷背 抄写敦煌文书所用的纸张，以麻纸为主，其背面较为粗糙，敦煌本地造的纸张尤甚。一般来说，这些纸张卷背不适宜抄写文书，但迫于纸张的匮乏，有时也只好将就着使用。敦煌人利用卷背的情况也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 敦煌写卷利用卷背抄写的情况，最常见的是重复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这些文书多数情况下都是当时废弃不用的文献。最常见的废弃文书有佛经、道经、儒家典籍、公文牒状等。如以下几个写卷。 1.P.3716。该卷正面为沙门洪真所抄《瑜伽师地论手记》凡378行。背面依次抄《新集书仪》、《王梵志诗》、《晏子赋》、《丑妇赋》，其间有题记云：“天成五年庚寅岁(930)五月十五日敦煌技术院礼生张儒通。”该卷反正面题署较为清楚，显系张儒通利用佛经背面抄写学郎用文学文献。 2.P.2748。该卷正面抄《古文尚书孔氏传》《洛诰》第十五至《蔡仲之命》第十九。抄写工整规范，正文后皆跟双行小注。卷背抄《燕歌行》、《古贤集》、《大中四年七月廿十四日状》、《敦煌廿咏》。该卷反正面抄写都很规范严整，书法精良，但明显非一人抄写。应为后人利用儒家经典卷背抄写诗文。 3.S.2295。该卷正面为《老子变化经》残卷，有题记云：“大业八年(612)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覆校，装潢人，秘书省写。”卷背抄《心海集》之《菩提篇》、《至道篇》。书法及抄写格式皆与正面不同。此卷为利用废弃道经背面抄写佛教文学文献。 4.S.1156。(见图1、图2)该卷正面抄光启三年(877)沙州进奏院状。背面抄《捉季布传文》，后有题记云：“天福肆年(939)□□四日记。”此卷反正面笔迹迥异，显非一人抄写，从题记看时间上相差62年，应为利用过期公文抄写说唱文学文献。 类似以上这样的抄卷，在敦煌文学写本中为数不少。一般说来，卷背诗文与正面文献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只是因为纸张的充分利用，偶然的凑到了一起。但敦煌遗书的抄写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想当然的把所有佛经、道经、儒家典籍、公文牒状与文学文书正反面抄写的文书都看成是没有联系的。有时背面抄写了文书，并不代表正面文书就一定废弃不用了。比如儒家经典同诗歌同抄的时候，就存在同时用于教学的可能，这一点在第五章第一节有专论，此不赘述。即便正面文书已完全废弃，有时也会给确定文书的归属，以及卷背文献的抄年上限等研究提供一些线索，所以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图1 S.1156正面残状笔迹
图2 S.1156卷背变文笔迹 (二)利用正背面抄写同一文献或同一类文献 抄手在抄写同一文献或同一类文献时，在纸张有限，但所抄文书又相对字数较多的情况下，也会很自然地利用卷背。下面几个写卷都属此类，我们来看写卷实例。 1.S.2165。该卷正面依次抄《抄亡名和尚绝学箴》、《青峰山□戒肉偈》、《先洞山□辞亲偈》、《祖师偈》、《先青峰□辞亲偈》。背面抄《思大祖坐禅铭》、《龙牙□偈》、《庐山远公话诗偈》。该卷正背面皆为一人书，且内容皆为佛家诗偈，原卷仅此一纸，正面不足转写在背面。从应用层面上来看，抄在一起也便于保存或携带。 2.P.3645。该卷正面依次抄《前汉刘家太子传》、《季布诗咏》、《佛母赞文》、《请宾头卢疏》、《金刚经赞文》。背面依次抄《萨埵太子赞》、《大乘净土赞》、《金刚五礼文》、《佛母赞》、《五台山赞文》、《礼忏文》、《无相礼一本》。卷背接纸处多伤字，应为抄后粘结，故卷背应先于正面书写。正面《季布诗咏》及《佛母赞文》后均有大段空白，《请宾头卢疏》《金刚经赞文》均倒书，其间亦有空白，似为躲避墨迹。从笔迹、墨色、抄写格式等要素判断，正背文字为同人书写，注内容在应用方面的关联颇勘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