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照的“急以怨”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代的著名诗人，以个性鲜明、峻切急怨为特点。隋末大儒王通在《中说·事君篇》云：“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1](P79)王通从儒家理念出发，对于南朝的文人一概骂倒，认为鲍照、南朝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所谓“古之狷者”，即进取不成则怨愤不容的人物，如屈原一类人物。

      从南朝开始，人们对鲍照的评价一直低于颜延之、谢灵运。现代学者对于鲍照诗文的研究，大多从作家生平与作品风格入手展开研究，近年来有的学者试图从人生遭际与悲剧角度去探讨，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但是系统结合六朝时代的士人命运与人生哲学，再到文学创作层面去探讨的论著依然缺失，本文鉴于此而进行探讨。

      一、鲍照诗赋中的“急以怨”

      鲍照的“急以怨”，从文体角度来说，人们多从其诗作角度去理解，但是鲍照诗歌的主要成就为乐府诗与拟代体诗作，这类诗作不同于《古诗十九首》与阮籍等人的文人诗，模仿的痕迹较重，对于内心世界的抒发相对来说较为驽钝，如果要全面解读他的“急以怨”，则须更加关注他的赋作，因为正是这些赋作，将鲍照的内心世界与审美个性全面展现出来。正如《文心雕龙·诠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134)赋是诗的流变，通过体物写志，将作者内心的情志抒写出来。东汉以来的赋作，受到文人诗的影响，侧重文人内心情志的宣泄，较之乐府诗，更能见出文士内心的情志。从这个角度去看鲍照的“急以怨”，无疑会有更大的收获。

      鲍照出身较为低微，并非南朝显贵家族。钟嵘评之曰：“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3](P47)。鲍照曾经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有人劝告他位卑不宜干谒王侯，但鲍照大胆奏诗，得到刘义庆的赏识，后来又为临海王参军。其“急以怨”的性格，是他一生不断抗争的彰显，同时也遮蔽了他的智慧，妨害了他客观冷静地观察世道，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及时引退，终于罹祸而亡。

      从审美原理来说，任何崇高及悲剧的诞生，都是主体与客体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的范围包括很广，从宇宙人生到命运事件都包括在内。冲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剧烈的方式，也有无声的遭际。在鲍照的作品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这种悲剧冲突的多样化，以及主体的反应与评价，形成特殊的悲剧美感。鲍照赋作的悲剧感，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

      (一)巨大的社会悲剧事件引起的悲剧感

      鲍照的代表作为《芜城赋》。芜城指的是广陵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北岸重要都市和军事重镇，历经战乱。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举戈南侵，广陵被焚。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叛变，孝武帝派兵讨平。十年之间，广陵两遭兵祸，繁华都市变成一座荒城。大明三、四年间，刘诞之乱平定后不久，鲍照来到广陵，面对荒芜不堪的城市，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赋中采用对比的手法写道：“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琁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沈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4](P13)鲁迅曾经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赋中描写的这些生活方式，未尝不是寒门出身的鲍照心仪的人生目标。而鲍照在痛惜繁华凋落、人生无常的同时，也难免陷入深深的痛楚与思考之中：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迳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5](P13-14)

      诗人作为审美主体，对于人世间的悲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索与结论，有的是用虚无的观念来解释，有的是用道德历史主义来批判和凭吊，有的则是痛惋不已。而鲍照则显然不属于上述这几种态度，他采用的是一种间性思维，介于这诸种立场和态度之间。首先，他对于广陵城的今昔命运是痛楚与悲叹的。清代许梿《六朝文絜》卷一评论：“从盛时极力说入，总为‘芜’字张本，如此方有势有力。”[6](P2)可见，“芜”字千言万语，言不尽意。然而，此赋又不是简单的“芜”字所能概括的，而是在痛悼中蕴含有无尽的沉思。对于这种命运结果与人物遭际，鲍照既认为有其盛极而衰的必然性，同时又由衷地表示同情。最后发出浩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这八个字意味无穷，喟然深叹，天道如何，意为天道难以情测，令人叹扼，老子尝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7](P22)。意谓天道冷漠无情，有其必然性。这是哲学家语，但是文学家的吟咏却不能无情，因此，对于天道与命运是往往会发出诘问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慨叹：“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8](P2482)。鲍照咏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也是对于天道的诘问与不平。他不甘心接受天道与命运的安排，这正如他对于自己命运多舛始终不平一样，所以吞恨终生，“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则是对于芜城事件的永远不解与郁闷。这也许是此赋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地方。后人对此评论，也往往专注于此。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卷十评道：“文不敢斥言世祖之夷戮无辜，亦不言竟陵之肇乱，入手言广陵形胜及其繁盛，后乃写其凋敝衰飒之形，俯仰苍茫，满目悲凉之状，溢于纸上，真足以惊心动魄矣!”[9](P486)鲍照此赋表现出来的悲剧性超越其他赋作的独特魅力，也是鲍照“急以怨”的个性在赋作上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