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7)02-0090-19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运动失败，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华中、华南向西南、西北转移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共、红军最终立足中国西北，共产国际、苏联因素至关重要。本文拟以中国苏维埃革命为大背景，考察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共、红军长征落脚点确立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地缘战略的变化 红军长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结构性的变迁。鉴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控制华北，中共丧失华中、华南的苏维埃根据地，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国红军在四川、陕西，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进而出台支持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逐渐形成了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战略方针，那就是支持和帮助中共、红军向中国西北地区发展，靠近苏联和蒙古建立中国革命的战略根据地。 (一)共产国际、苏联支持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革命发展的计划和行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苏联开始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的政策。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模式，斯大林亲自提出并论证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共产国际、联共(布)认为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支持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从1927年秋开始，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区域日渐拓展，工农红军日益成为推动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杠杆。1931年11月，作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标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中国苏维埃运动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区域：湘、赣、闽、粤、鄂、豫、皖等省份，这里既是国民党人传统的“势力范围”，又是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核心地带。争夺中国南方的控制权成为决定国共命运的较量，国民政府的“围剿”与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构成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基本形态。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占据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的绝对优势，共产国际、苏联对华政策本身存在“左”倾的缺陷，再加上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1932年秋至1934年秋，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接连失利，红军主力部队相继撤离华中、华南的鄂豫皖、湘鄂西、湘赣等根据地，向西南、西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撤离红都瑞金，标志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失败。因此，红军长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结构性的变迁。 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举措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1932年10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部转移，同年底即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1]354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开中共、红军撤离原苏区开辟新苏区之先河，四川和新疆逐渐成为共产国际、苏联关注中国革命的焦点，而且川陕苏区恰恰处于联结中国西南与西北交通的枢纽地带，极具地缘战略价值。1933年3月，中央根据地赢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提醒中共中央，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巩固红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坚持将相邻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但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1]353-3541934年2月至4月，中央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丧失战略战术主动权，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是否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上踌躇不决，关键因素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没有谁敢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夕承担把曾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胜利象征的中央苏区及其首都瑞金让给敌人的责任”。[1]17-19实际上，面对中央红军日益险恶的处境，共产国际并非不赞同中共中央放弃中央根据地的计划和行动。 鉴于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日趋式微，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1934年8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几乎成为定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对不可避免要放弃中央苏区的认识日趋成熟，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刊物上越来越注意四川新苏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认为，“四川的政治形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具体的利好因素如下：1.四川提前征收30岁到80岁人的捐税，所有农民都处在贫困之中，不仅表现出极大的不满，而且在许多地方公开举行起义；2.“该省的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他们没有采取最有效的行动”；3.“碉堡体系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4.“该省难以接近，其他省的军队现在未必敢于进入”；5.四川没有任何铁路，可用来运送火炮等重兵器的道路很少；6.该省在经济方面是独立自主的，有人口5500万或6000万；7.“在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时，四川具有向各个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区扩展的可能性”。因此，“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我们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2]196基于对四川问题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向红四方面军派遣一名军事专家的意见，并责成东方书记处抽调一批中国人员派往新疆工作，目的是经过甘肃和青海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2]207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核心成员赖安提出，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和四川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加强对四川苏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定向四川派遣一位军事专家帮助红四方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