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6-0079-13 现代人道主义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改造思潮，1918年年底由周作人首倡，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事件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思想家发生了现代人道主义的集体转向，开始积极倡导现代人道主义的“真理”，为实现世界大同并完成中国改造提出系统思想方案。1919年年底以《本志宣言》等发布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群体性活动，成为其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的标志。作为众多社会改造活动共同的理论支撑与行动纲领，“新青年”派新的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引导了五四前期中国社会改造进程、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为五四赋予了鲜明的理想主义、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色彩。 不过，由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因此，“新青年”派这一思想历程至今未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五四思潮运动的整体现代把握与准确定位。本文拟从现代人道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和传播的视角，对五四前期“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的形成做出细致的历史考察与梳理。 一 “人的文学”的意义：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发轫 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新青年”派重要代表人物，周作人最早将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引入中国新思想界，1918年12月7日周作人所作《人的文学》是首篇重要文献①。关于《人的文学》的历史定位，胡适仅将其视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他看来，“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②。简言之，在胡适看来，在“新青年”派提倡、宣传新文学陷入瓶颈的关键性时刻，即新文学在思想方面亟需确立主导方向与稳定目标之时，周作人用一个“中心观念”容纳与涵盖了以往“新青年”派关于新文学思想特质的各类混杂的认识判断，并建构起较为系统完整的文学观念。胡适明显低估了周作人工作的意义，因为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的初衷，绝非只是为新文学发展打开僵局，其实他是在有意担负起更重大的现实责任，即欲借宣扬现代人道主义“真理”以为世界及中国的改造服务，这才是提出“人的文学”观更准确的历史意义。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现代人道主义观做了最凝练的表述，提出了全面、综合的思想方案，将现代人道主义理想社会改造理念、科学“人学”观、“为主义的艺术”观等全部纳入“人的文学”的中心观念当中，使《人的文学》成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总纲。关于“人的文学”中心观念包含的全部细目，周作人有过详细阐释与论述，对此拙著《“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人民出版社2009年)曾做出深入研究。很明显，在“人的文学”观中，文学工作是作为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整体思潮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被明确定位为理想社会改造最重要的途径与手段。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周作人完全根据现代人道主义理论及实践的要求为文学制定新的评价标准，划定人道的与非人道的文学的界限，以期建构唯一符合时代要求，并能推动现代人道主义理想社会实践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并代表新文学界首次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我们所需要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文学③。综上所论，《人的文学》的出现具有多方面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出现成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起点；另一方面，它也自然而然成为五四前期现代人道主义文学——“人的文学”的真正起点，从而替初期新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划定了范围，确定了走向，并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新青年”派另一重要人物胡适曾敏锐观察到“一战”后整个世界思想的巨大变动：“人类正从一个‘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在这个激烈的变化里，许多制度与思想又都得经过一种‘重新估价’。”④而周作人《人的文学》提出的较完整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方案，正是“一战”后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最新发展形态，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思想观念巨大变革的重要成果。应该说这才是“人的文学”观准确的时代定位。不过，高度评价《人的文学》历史地位的胡适，对“人的文学”内涵及时代意义的判断并不准确。他对“人的文学”的理解局限于“人间本位”的层面，认为“‘人的文学’，说来极平常，只是那些主张‘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人的道德’的文学”，该评价明显低估“人的文学”观的思想价值，更未能恰切领会周作人提出的完整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方案的内涵与意义，甚至还发生对时代的错判，他错误认为，以他个人倡导的新思想和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属于“这个激烈的变化”之前时代的思想成果，而没有看清五四正是“这个激烈的变化”的一部分⑤。 基于这种不尽准确的时代判断，胡适在总结“人的文学”的主要内容时，又将“人的文学”的独特“个人主义”观的形成，错误地归功于自己1918年5月16日所作《“易卜生主义”》。不过当我们研读《“易卜生主义”》后会发现，经胡适归纳及深入阐释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观，并不太符合易卜生思想实际，其实多为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意志、自由的老生常谈，在西方思想史脉络中，要远早于周作人确信的“个人”/“人类”一体的现代人道主义的“大人类主义”观，甚至要早于“新神思宗”⑥。与胡适相较，五四新思想家、文艺家的“个人主义”认知，更多的是新世纪的崭新观念，有些人还直接受到周作人影响，因此他们对作为“个人主义”代表的娜拉、斯铎曼医生的理解，与胡适的解读往往有较大差异⑦。 关于“新青年”社存在着“公同信仰”，也是胡适的历史总结，不过他所指的仅是“人的文学”观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立场⑧，未能准确判断出以“人的文学”观为核心的现代人道主义才是“新青年”社真正的“公同信仰”。胡适未能做出准确判断，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并不认同1919年年底“新青年”同人朝向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念及实践的总体性转向。 “人的文学”观的提出，在“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人的文学》发表伊始，周作人对现代人道主义理论形态的完整构造，不仅为共识观的形成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建造起主要理论框架，提供了基本的观念系统等，同时也为形成内容涵盖更丰富、观念范围更宽广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共识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这是因为“人的文学”观的系统思考本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战”后簇新的时代之声，“人的文学”的“中心观念”贯注了世界上最新流行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改造等多种内涵各异的观念。它们经由“人的文学”核心理念的改造或重释，便可暂时和谐共处。正是这种“包容性”特质使“人的文学”的系统观念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完全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新的观念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