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7)03-0000-08 一、引言 2015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两部华语片：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入围了竞赛片名单。今天，甚至在中国电影圈，这已不能构成耸动性新闻，最多只能称为“好消息”。两位入围者均为备受欧洲、尤其是法国国际电影节钟爱的电影艺术家，最终，以侯孝贤再获最佳导演、贾樟柯获金马车/终身成就奖而曲终奏雅。 然而，这两部在戛纳获奖、在中国电影院线隆重上映(尽管票房战绩不佳)并斩获了无数华语电影奖项的影片，却间或在不期然间展露了某种文化政治的症候：“中国时间”的重归与悬疑。于《刺客聂隐娘》——这部主要借重中国大陆资本的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的作品，是“梦回唐朝”，中国古代史脉络的再度显影和接续；于《山河故人》——这部几乎成为中国(大陆)艺术电影代名词的贾樟柯的新作，则是未来，三段故事的最后一段设定为2025年。甚至影片的一、二部分(20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山西汾阳故事)都似乎置身在出自未来的怅然回望中。对于一个曾丧失或曰抹除了自己的历史的国度、对于一个百年来焦虑于时间的再度启动或曰时间的获得的文化说来，两部影片不期然展示的悠长、久远的历史维度与未来纵深，似乎以有别于经济学统计数据的方式，印证着中国的激变或曰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崛起。有趣的是，这两部被述年代相距1500年的故事，却在其结局时刻，采取了某种结构相类的时间再现。影片的结局或许也正是《刺客聂隐娘》中最动人的段落：女主角放弃了印证“道心”的刺杀使命，履约护送来自东瀛(日本)的工匠返乡。伴着苍凉辽远的苏格兰风笛与非洲乐器演奏出的法国民谣Rohan，一行人马在漫天枯草间渐行渐远。朝向大唐/中国版图之外，朝向中国历史之外，朝向无名而未知的时间。而《山河故人》的第三段、2025的故事则远移到澳大利亚某地，女主角的儿子、那个被名之为到乐/Dollar的孩子已长成为一个中国游离民，遗忘了母语、遗忘了母亲和母国，在青春的无助间躁动，空余母亲赠予的一串归家的钥匙。似乎是往昔梁小斌著名的朦胧诗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反转，不是我们在红色的岁月、“红色的大街上”遗失了开启中国的钥匙，而是我们紧贴心口珍藏着钥匙，却遗忘或曰遗失了家/国、或得以进入的大门。此间显影了另一处与今日中国有关的症候：不约而同地，两部影片在脚注了中国时间重启的同时，溢出了中国故事。加入世界时间?还是规避或悬置了对未来与方向的确认?进步?或前行?朝向何方? 二、坐标与文本 中国近200年的国族创伤记忆与100余年的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将欧美资本主义作为榜样与敌手深深地植入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内部，而且令表达为“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逻辑成为20世纪百年中国的社会动力与政治文化坐标。若说21世纪之初，危机与纷争的底景显影了作为世界性事实的中国崛起，那么，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是重新为自己选择并确定方向，进而为世界演示不同的可能。一度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GDP，因幅员和发展的不平衡而展示的巨大的资本纵深，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上的潜在市场，间或令中国显现出充当全球资本主义发动机的潜能。然而，21世纪之初的十余年间，中国不仅迅速地挥洒着其资本纵深，而且快速步入(如果不说是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困局。 颇具意味的是，21世纪，作为唯一一个介入“环球逐鹿”的非西方大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背书了“中国道路”，而曲折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道路则无疑是中国革命之路。然而，居于今日的世界高地之上，中国却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最为深刻地将革命书写为创伤记忆、以“告别革命”为内在共识的国度(之一)。曾经，在20世纪的终结处，卡尔·马克思与汉娜·阿伦特或许并不对称的遭遇与对话，似乎以某种理论的表达总结、终了20世纪。这或可视为对世纪之交中国主流知识界社会共识的一种描述：站在后者的角度上，对贫穷这一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当的”政治解决，非但未能创造社会进步，相反酿造了社会灾难及无穷后患[1]。如果说，在全球思想史的视域之间，这意味着美国革命取代了法国革命成了君临性的现代范式，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它同时意味一份有效的“告别革命”的政治实践。在某种隐形的社会常识系统中，这不仅是对“革命”、而且是对一切政治实践之为社会解决方案的拒绝。然而，冷战终结20年、新自由主义主宰30年，资本主义已经快速“返璞归真”，急剧的贫富分化再度形构陡峭的金字塔形的全球结构——不仅是富国与穷国，更是富国与穷国中的富人与穷人。全球金融海啸固然一度撼动了金融帝国的主建筑，但最终只是消融了欧美国家“纺锤形”社会的中段与底端。在中国，即使忽略(尽管难于忽略)收入的巨大的灰色地带，在统计学可能触及的范围内，基尼系数早已拉响警报。于是，看似猝不及防地，汉娜·阿伦特遭遇了皮克提[2]。对后者——这位不断声明自己绝非左派、对社会主义毫无同情之意的主流经济学家说来，他面对这再度固化的、承袭型资本主义世界可能提出的解决、缓解方案都只能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必须以政治方案为前提或保障。但是，急需却未曾出现答案的是：姑且不论革命，各类政治方案如何得以达成或实践?这无疑内在联系着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与坐标。然而，如果警醒到法国革命作为唯一现代范式所携带的问题，直面“后冷战之后”的世界，冷战造就的全球结构已全然改观，那么，即使不论及革命，我们该如何定义，至少是想象政治选择中的左与右?依据多数/99％或少数/1％的利益?仍然依据激进变革或现实秩序?后者看似自明：即参照着已然发生过的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问题便再度出现，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资源状态之下，我们可否复制任何西方模式?对于前者，问题则在于，激进变革向何方?如果说，20世纪终结处的“大失败”①尚未耗竭共产主义构想②，且不论20世纪世界革命的实践对这一构想的玷污与冷战胜利这对这一构想的妖魔化，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尚阻断在巨大的历史债务与创伤之下，20世纪遗留的历史谜题：关于新的历史主体、关于阶级与政党、关于民族国家与新国际……尚未有新的推演、清理与更新。当关于社会的未来的愿景尚在暮霭重重的迷茫中，激进变革便不时成为不服从的呐喊和种种符号学的反叛展演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