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从不同的角度大谈全球化已成为一种时髦，尤其是当我们将其与中国的文化知识生产和研究相关联时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现象。确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把我们这个时代描绘为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无正确的，即、使是当今的那些反全球化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他们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得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对于我们人文学者而言，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方面。因此毫不奇怪，全球化或全球性这个话题不仅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们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高度关注。 诚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一个当代事件，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更是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和历史的角度来回顾它在西方的起源的话，我们便不难发现，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当我们将其与文化上的全球化相关联时就更得关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正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使得中国受益无穷，它奇迹般地使得改革开放前属于“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列”(one of the globe’s poorest countries)的中国在21世纪初一跃而“成为一个迅猛发展的经济实体——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①。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影响了我们的人文学术和文化研究。至于它究竟带给我们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学界尚无相对一致的认识。因此，我在本文中继续以往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研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之前，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现象的起源。② 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西方与中国 既然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是一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术语，那么我们便可以进一步问道：全球化是如何像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这些西方理论概念那样驻足中国的呢?显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文化理论思潮开始从西方旅行到中国，全球化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尽管它的到来要比上面这些理论概念和思潮晚得多，也即它进入中国不过才二十年左右。对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不过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尽管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中也曾有过类似于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这样一种世界观，也即所谓的“天下观”，但天下观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这些西方概念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与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确实，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不少人认为，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不可能在这块相对贫瘠的土壤里驻足并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经济恰恰就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得到迅猛发展的。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和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因而我在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知识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之前，首先要将当今时代界定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an age of globalization)。 在谈到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时，威廉·马丁(William J.Martin)描绘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电子时代的地球村里，在这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范式和文化组织正在出现”③。他显然是从一个文化和传播学的角度作出上述描述的，这一点尤其可以在中国的个案中得到具体的体现。但是全球化，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全球化，则在另一方面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族裔和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势力。因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萦绕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知识生活、思维方式、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客观现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和文学市场变得愈益萎缩，今天的青年人宁愿在网上浏览信息或阅读报刊也不愿去图书馆里潜心阅读并查阅图书资料。同样，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坐在家里上网下载最新的电影或电视节目，而无须去公共电影院买票。精英文学艺术确实受到了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这方面，人文学科尤其首当其冲，不断地受到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的流动，信息的传播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建立，一切人为的中心建构都被解构了，由于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理论旅行到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便出现在一些民族文化和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走向何处?既然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出现了趋同的现象，我们将如何寻求我们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人文学者面前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并予以回答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那些长期被压抑的非主流话语也开始打破禁锢从边缘向中心移动，试图解构单一的中心。 作为一位主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现象的人文学者，近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从跨文化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我始终认为，全球化现象早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一个客观存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最早注意到全球化现象并从不同的维度对之进行全方位探讨的西方思想家。因此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近一百七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描述十分必要：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