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创立了新文化，现代学术文化从《新青年》起步。作为一个思想文化类综合性刊物，《新青年》具有典型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又因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刊物。总体上看，由于《新青年》及其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它的鲜明的政治性成为涵盖其它一切属性之上的最重要的性质。 一、政治性：《新青年》学术文化的现代品质 《新青年》的政治性在于它的启蒙主义性质。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新青年》创立的学术文化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学术文化。启蒙主义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源泉，是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化的枢机，它的对立面是基于传统政治观念的文化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以《新青年》为起点清理现代学术文化的传统，不能不从启蒙主义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说起。 《新青年》的启蒙主义众所周知是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率先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位尊神。民主是政治诉求，科学则主要表现为文化诉求。作为政治诉求的民主是日后社会政治革命的目标，作为文化诉求的科学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和文化史上则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把自由、自主、实证、实用等观念和方法引进现代学术，创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新型的现代学术文化。 《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直陈“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冀“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①。其中，“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被揭示为《新青年》启蒙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内涵；而“奴隶”、“保守”、“退隐”、“锁国”、“虚文”、“想象”则被彰显为传统主义即保守主义文化的特征。作为一种启蒙主义的政治文化策略，以建构新型文化，包括新型学术为己任，本质上即以政治民主和文化科学化为旨归。以此为基础，“反传统”不仅是现代政治的主题，也是现代文化(学术)的重心。 在政治上，《新青年》以“专制”和“民主”厘定传统与现代政治的不同品质和归属，即以不同的政治文化概念寄予现代人(青年)以新的抉择——“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在富于启蒙策略的《新青年》话语中，《新青年》及其群体被推上时代的潮头，观念上确乎给人一种“理性缺位”的感觉，使“科学”蒙受打击，但“矫枉过正”确乎正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特征。与政治一样，无论学术还是思想文化，社会效应的诉求乃是一如既往的“革新”或“革命”。这或许也不应简单地被视为学术(文化)为政治所裹挟，但确乎是一种不分彼此的同盟(日后文学亦如此)。 从学术史上看，《新青年》之有突破在于思想文化的“革新”和“革命”。按照陈独秀等的规划，这必由一场“伦理的革命”所造就。1916年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第1卷刊名)1卷6期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断言“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吾国吾民”须“盱衡内外之大势”，“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吾国民历来“闭户自大”，“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它”。“欧化之输入”，“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透过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纷起的“国体之争”，陈独秀痛心疾首于知识界之混沌，民心之麻痹。因此将“伦理的觉悟”提上议事日程，视之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如其所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缘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为求得现存“共和立宪制”名至实归，必克服此“守缺抱残之势”，明白调和冲突之无效，达至“彻底之觉悟”：“存其一必废其一”。 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也。”②政治上“最后之觉悟”的提出不啻为学术上“最后之觉悟”提供了参照。即在陈独秀等看来，西方文明的根本不仅在其政治制度，更在其学术文化：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学)。“中体西用”的观念在此受到全面否定与挑战——在中西政治、中西文化、中西文明之根本冲突的认识基点上，《新青年》一反由来已久的调和、折衷主义，不仅在现代政治中，亦且在现代思想和学术文化领域，彻底打破“中体西用”的认识模式，转换到“西体西用”的认识轨迹上来。 “西体西用”亦且成为《新青年》学术文化建设的基本品质。这也说明，《新青年》的学术文化建设服从于其思想启蒙的政治文化策略，成为其启蒙主义政治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在启蒙主义意义上，《新青年》的学术思想以政治学、社会学为纲，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学(艺术学)为纬。在世界观、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价值观方面贯彻着其启蒙主义的政治文化目标：“民主”和“科学”。 鲜明地反映着《新青年》政治社会学理论视野的是其文明观。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三者鲜明地渗透着其自由平等的民主道德观念、进化论科学史观和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其中，民主道德观——自由、平等、博爱之“人权说”为其悬为鹄的，视为超越“强国强种”之民族主义的普适价值，显示了陈独秀等欲以文化(发展)史取代政治(争霸)史，世界(人类)史取代族别(国别)史的文明论历史观。③在政治学视野中，国体论，即判明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本质和区别是《新青年》最初建构政治理论的核心。陈独秀之外，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亦以此为基础，把从君本到民本的价值认同确立为《新青年》民主政治理想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