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早就使用并熟悉的词汇和现象，但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始终是暧昧不清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对“故事”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似乎并没有把它纳入到一个正式的理论范畴之中，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来加以探讨。而在主流的模型化的理论当中，更没有给予它位置。不过，随着近期一些行为研究的开展，情况在发生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经济波动、危机、金融市场等领域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已开始注意到“故事”的影响，试图将其纳入到理论模型中。不过，总体而言，“故事”作为分析性的、工具性的理论范畴，其具体地位还在探索之中。 熊彼特曾讲到，经济分析有三种技术，一是历史，二是理论，三是统计（熊彼特，1991：28-46）。本文试图尝试把“故事”作为一个分析性的理论概念引入到社会研究当中来，并且结合与“故事”具有一定亲和力的已有的理论研究给“故事”概念以初步的定位探讨。这里对“故事”范畴的研究属于熊彼特所说的理论技术范畴，不同于社会学家“讲故事”时常采用的历史范畴的分析技术①。 本文将首先界定“故事”概念，讨论“故事”与受“故事”影响的行动，继而将“故事”与两个重要的社会学分析领域——一个是影响着短时段社会运行的集体行动领域，另一个是影响着长期行为特征的制度规范研究领域——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最后形成初步结论并指出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二、“故事”与受“故事”影响的行动概念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需要说明本文对于社会理论分析中的“故事”概念的界定。在这里，“故事”被界定为包含着他人的行动方式、观点、态度、后果等信息的具象载体。在这个定义中，有着他人行动的内容是一个关键因素。这意味着，个人经历过的“鲁滨逊式”的故事不包含在“故事”这一范畴内。 韦伯曾对“社会行动”的概念进行过界定。按照韦伯的界定，社会行动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韦伯，2011：20）。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界定固然没有和“故事”联系，但是，由于“故事”中包含着他人行动的信息，因此，受“故事”影响的行动可以归入韦伯社会行动的范围，则是顺理成章的。换言之，受“故事”影响的行动，是社会行动集当中的一个子集。可见，“故事”概念和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之间具有亲和力。 谢林曾讨论过入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他所讨论的微观动机的形成，都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的。“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它们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也关心其他人的行为，抑或他们相互关心并相互影响。”（谢林，2005：13）他所谓的宏观行为，是在个人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群体行为。从谢林对微观动机的讨论可以判断，受“故事”影响的微观动机，可以成为谢林式微观动机的一个类型；而受“故事”影响的个人行动结合成的群体行为，也是宏观行为的一个类型。 贝克尔曾提出了扩展的效用函数概念。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不同，贝克尔把他人状态、社会网络的力量作为影响个人效用的自变量引入到效用函数中来（贝克尔，2000：213-219）。扩展的效用函数概念并不涉及他人状态采取何种形式问题，但是包含着他人状态的“故事”可以通过效用函数对个人效用发生影响却是与之相容的。“故事”可以成为扩展的效用函数中“他人状态”变量的一个子类。 一些经济社会学者在谈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行为假定时，强调了“他人状况影响个人效用假定”和“有限社会化”假定（刘世定，2011：24-26）。前一个假定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后一个假定中涉及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过程是包含许多复杂层面的过程，其中有着社会规范内涵的“故事”的潜移默化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概而言之，上面这些理论概念，和“故事”概念在引入他人影响这一方面，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故事”理解为一个具有社会学内涵的概念，将受“故事”影响的行动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子集。 作为对照，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决策理论模型中，即有时被称为“鲁滨逊”式的决策模型中（诺依曼、摩根斯特恩，2004：14-15），个人是在预算约束、内在偏好、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进行决策，这里没有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故事”存在的余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假定个人不仅如微观经济学中设想的那样决策，而且能理性地预期到政府政策的后果并据此行动，因此，也没有“故事”存在的余地。 “故事”的另一特征是其具象性，基于人的心理和思维基础，这一特征使它更易于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阿克洛夫和席勒曾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到人倾向于从故事里获取行动的根据，故事和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人类的心智构造决定了我们在叙述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时，可以将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类之所以产生很多动机，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给了我们启示并为动机勾勒出蓝本。”（阿克洛夫、席勒，2016：75）阿克洛夫勾画了一个“故事”里含带的信息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人的行为的理论雏形，但其叙述基本还停留在直觉层面。 卡尼曼的心理学研究对此提供了更为专业化的支撑。卡尼曼指出，人们倾向于将复杂的概率和数值预测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判断操作（卡尼曼、斯洛维奇、特沃斯基，2008：2）。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往往是基于有限的数量信息，采取简化了的捷径来做出决策选择，而不是依靠严密而复杂的数理计算。例如，个体的判断推理过程往往受到“便利性”的影响，在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或频率时，人们通常认为容易想到的事件比不容易想到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或频率更高。例证容易提取的事件类型，比频率相同但更难提取的事件类型在数量上会显得更多（卡尼曼、斯洛维奇、特沃斯基，2008：10）。而“故事”所包含的事件可纳入人们容易想起或容易获得的这类事件范畴。另外，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还提出人在认知和决策时的“框架效应”，这是指对相同问题采用不同描述方式会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从而影响其决策偏好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故事”所具有的文学性描述往往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符合人们判断推理的“便利性”要求和决策的“框架效应”特征。基于此，“故事”的具象性使“故事”的分析范畴也具有了社会心理学的含义。
